关于--中日友谊

【专家解说】：喊一声“中日友好！”实在感到太沉重。。。 1\如何看待日本对中国经济援助（ODA） 　　日本对中国经济援助（ODA）起始于1979年，当时中国已和西方交往，但资金和技术问题阻碍了经济发展，而这时的日本经济巅峰期，资金需要出路，政府间贷款是低风险的安排。所以中国在后来的4000公里的电气化铁路，60个码头，首都机场，浦东机场，五座长江大桥，宝钢，武钢，等等都利用了ODA。日本官方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施舍”，责怪中国感恩不够。 　　我们冷静分析一下，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1972年定义ODA援助的无偿赠款应占84%上。英国、加拿大等国ODA赠款为100%。美国的ODA赠款部分为98%，日本战后领过美援12兆日圆，日本的新干线，东京至名古屋公路均利用了ODA。而日本对华ODA中90%是贷款。利息前期3-3.5%，后期曾低至0.75。中方称其为资金合作不无道理。日本80年代经济巅峰期，资金需要出路，政府间贷款是低风险的安排。中国信用稳固，目前已依约还本付息1.5兆日圆。90年代日本实行存款零息超宽松金融，又进入通缩时代，ODA的0.75的利息仍属可观。日圆对美元汇率由80年代的240日圆对1美元升至95年的80日圆，还款的汇率损失由中方负担，日方独享升值之利［2］。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主张限制Tied Aid（附带条件援助）。但日本却好处尽沾，2001年的中日ODA的15个项目，有10个只限于采购日本商品。日本承认，ODA项目招标中，日本企业得标率达45%。一般估计，对华ODA资金30%回流日方企业。 　　再者，通过ODA，日方打开了中国市场。很多ODA项目本身就是为日本企业服务的，首批项目中的秦皇岛码头，就是为向日本出口煤炭而建。通过政府间合作，80~90年代中国满大街都充斥着日本的电器和汽车等商品。马来西亚前首相拉赫曼曾说：“日本援助一份进来，至少要赚二倍回去”。笔者为此求证过第三方的一位经济学者，他认为：日本一点都没吃亏！ 　　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例从中日建交前1970年的3.1%下降到1990年的1.6%, 减少了一半。日本GDP占世界GDP的比例从中日建交前1970年的7.1%上升到1990年的14.0%, 增加了一倍。 　　是谁在从中得利？ 一目了然！ 2\ 七、日本新右翼登上历史舞台 　　以计算机的应用、电力的广泛应用、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技术、生物技术、信息产业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使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工业大国。由于日本采用急功近利的做法，忽略了基础研究，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到90年代后，由于经济泡沫、大地震和市场饱和等问题日本经济也面临困难。不过，尽管中国再一次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可这一次它发现自己无法像过去那样去转嫁危机，只能自己痛苦地独自承受。因为经济扩张找不到突破口，军事扩张又被《和平宪法》所制约。 　　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战后价值观与行为和上一代人完全不同的一代的“新人类”的出现，“新人类”思想叛逆，我行我素，人欲横流，物欲横流。市长等大人物被邀在台上作成人节重要演讲，年轻人却不拿这当回事，台下手机呼叫声响成一片，竟惹得市长气愤至极，拂袖而去。针对这种情况日本出现了主张纠正个人主义过头的弊端，在教育基本法中强调爱国心等等。这些都为日本新右翼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文部省在新的教科书审定中，开始变本加厉地歪曲历史，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减少侵略内容或改写一部分叙述，而是对战争的目的进行美化，从根本上否定战争的侵略性质。在2001年文部省通过的《新历史和公民教科书》中，他们声称日本的侵略对朝鲜半岛和亚洲国家摆脱西方统治至关重耍，把南京大屠杀写成中国民族主义者袭击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的事件，等等。 　　日本新右翼的思想的一部分仍然来自于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旧右翼思想，日本新右翼的理论基础是“大和民族优秀论”，并在国民中滋养了一种天生优越的情绪。他们认为日本民族及日本的经济和文化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日本应该不受任何国家的支配，最终确立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这一点以梅原猛等人代表的“京都学派”所持的“大脑构造说”和石原慎太郎等人为代表的说“不”论最为典型。除了《新历史教科书》，日本右翼学者也大量发行各种开历史倒车的书籍。这些书本不仅价钱不高，而且都被摆在最耀眼的地方。其中，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近期出版的“靖国神社论”也畅销，左右了日本现代青少年的历史观。 　　日本新右翼的思想的另一部分来源于政府和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中曾根首相发表了题为《新的日本主体性— 战后政治总决算，迈向“国际国家”的日本》的演讲，提出了“战后总决算”的宣言。2000年8月，中曾根康弘出版了《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一书，痛陈“今天的日本正在面临着战后50年，也是明治维新100多年以来的最为严重的危机。昭和20年（1945年）时，日本虽然跌倒在战争中，但毕竟还怀有一颗再度崛起的魂魄”。 　　笔者分析日本未来可能要沿着经济大国-〉军事大国-〉政治大国的道路实现崛起。因为从客观上来讲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的前提条件就是应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而且国际上是以实力来说话的，即“强权就是真理”还是目前的一种普遍的规律。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安倍登上首相的宝座，他以《宪法》中的第九条（和平条款）是“与时代不相称的典型条文”为由要求修改宪法。和平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把利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虽然日本发展军事、搞核武装受到美国的限制，但日本最终还是要成为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而且将来的军刀所指绝不只是中国钓鱼岛、东海，更是中国台湾。勿容置疑！ 对日本右翼的崛起，中国显然没有做好准备。至今中国还没有大分贝地谴责日本右翼的倒行逆施，对小泉的参拜“靖国神社”也只是以“冷”相待。对“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的英文书也才是由28岁的美国华裔女孩张纯如写成，让世界终于了解了中国。张纯如在这本书中探讨了人类历史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罪行发生，还列举了日本政府试图掩盖、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行为，并分析了为何中美政府都为了经济利益而无视这一段历史。张纯如生前与好友讨论过尼采的《反基督论》，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最常见的一种撒谎是自欺。”张纯如认为政府的无视、否认、不承认、沉默或不敢直对都等于自欺，集体自欺或欺人比个体行为更加可怕。面对这一切，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渺小了。而人类不吸取历史教训，不认清人性内在的恶性，历史悲剧只会重演。 结论 　　中国为什么落后？日本为什么先进？ 　　多少人可能都苦苦思索过这个问题，也可能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不同的答案。我们可以愤怒地谴责日本人的阴暗、龌龊和不择手段，但他们这样做常常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扪心自问：在这些历史的关头为什么中国人就没有人站出来为了国家对日本说一声：不-----! 　　中国从来就没有允许真正的思想启蒙运动。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60年代的那场文化运动都强调的是一种被压迫者的抗争，反映的只是一段时间的呼声，而真正意义上的“同权，同重”的平等思想从来也没有建立起来。当从一种激情所驱动的“为了理想，为了主义”一下子掉到“为了子女，为了家庭”时，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就成了天经地义。由于新的价值观，过去是领袖被恶搞，现在连英雄也被恶搞。针对中国新一代的“人欲横流，物欲横流，我行我素”的基本状况，国家不是在回归传统，而是悍然地“与时俱进”。以宣扬民族虚无主义的新历史教材来引导目前的“新人类”，其结果更会产生“新新人类”、“新新新人类”、“新新新新人类”。。。 　　中国舆论界不顾中国国策的不当、外交政策屡屡受挫之事实，不去秉公力谏、仗义执言，反而更加阿谀奉承、歌功颂德。反正是“谎言万遍即成真理”，国家存亡事小，个人得失事大，其投机心态可见一斑！中国在芯片技术、生物工程、发动机技术、精密机床、材料等关键领域落后于人，有些方面的落后甚至还不止一代。虽然分析家们所认为的在2015年左右中日必将走向对抗尚缺乏理论根据，但笔者也认为已时日不多。真正能使中日和平相处的关键还在中国自己。希望中国能在有限的时间内革除陋习、树立新风，革除旧官、启用新人，打破保守、敢于创新，祛邪扶正，否则中国必将在下一次的技术革命到来时再一次因为“时间差”而遭受外来打击，而日本必定会步列强之后尘再一次给中国以致命的打击！ 　　中华民族虽然具有百折不屈的民族个性，但毕竟也有软弱的时候，不要指望日本总是战败！ 　　笔者通过对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文明思想的分析，认为日本近代文明是一种不成熟的、畸形的思想文明，它只是学了点西方文明的一点皮毛，更多地揉进了自己急功近利、不择手段的地域观念和带有种族色彩的民族优胜论。虽然日本人的勤劳、认真、坚忍不拔、虚心好学、礼貌待人、自私、野蛮、龌龊在世界上无人可比，但其带有极端偏见和种族色彩的文明思想引导着日本去巧取、去豪夺，但忽略了如何与人和平相处。所以无法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只能使自己更加孤立。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日本民族的自强精神有可能终将使自己的发展超过周围国家而成为地区霸主，而后又会与亚洲国家发生周期性的冲突而或衰弱、或复兴，但永远不能成为世界的霸主。只要有福泽谕吉思想统治的日本还存在一天，周围的国家就没有安宁！难怪韩国总统卢武铉说：“有人把侵略和加害其他国家的历史视为光荣，与这样的人共存是全世界的巨大不幸。” 节选自：潘宏斌《喊一声“中日友好！”实在感到太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