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金销售”的过度医疗，降低医疗资源的使用率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雷李培受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雷李培是浙江省丽水市中心医院原麻醉科主任，判决书显示，从2014年6月开始至2019年9月的5年间，他在药品、医疗器械及耗材的引进和使用过程中，收受回扣674万，其中上交医院近343万元，个人留下331万。

在这个过程中，多家药企身影浮现，仅恒瑞医药的全资子公司一家，即行贿241万元。这也揭开了医药行业“带金销售”潜规则的一角：医药代表为了保证业务量给院长送回扣并行贿，并将营销成本转嫁给患者终端。

与雷李培同期涉案的还有烟台市莱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廊坊市安次区一医院等医院院长、主任、医生。涉及的行贿方包括哈药集团、天圣制药、长生生物、康美药业、沃森生物、六盘水济生药业、诺华制药、修正药业等多家知名药企。

而恒瑞医药，也许不是最严重的一家。哈药集团旗下两家子公司行贿金额高达1231万元；天圣制药从2003年到2018年共行贿1475万元；步长制药2018年销售费用80．36亿，占营业额的比重高达58．7％。

事实上，这也是众多过度医疗中的其中一个环节。过度医疗是指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违背临床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不能为患者真正提高诊治价值，只是徒增医疗资源耗费的诊治行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医疗过于市场化发展、以药养医、医务人员的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药品回扣、开单提成等。

1过度医疗花样多，关乎每一个人

从表面上看，“过度医疗”和此次恒瑞医药贿赂雷李培医生无关，但其结果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整个环节的花销，最终都是转嫁到患者端。那么还有哪些过度医疗的花样？

在药品端，肿瘤药已成为过度医疗的重灾区。此前人民日报也报道：人死了，药还堆积如山。医生明知患者是癌症晚期，根本没有治疗价值，仍在拼命开药。“父亲去世后，我扔了整整三个编织袋的药。人都死了，药还堆积如山，而且都是自费药。”一位癌症患者的儿子许先生说。

同时，患者在癌症治疗的过程中，也不免过度医疗。比如像一期肺癌这类患者，术后不宜化疗，但目前很多医院病人手术后都要“被化疗”。而多次化疗不但费用高，而且会使病人免疫力急剧下降，诱发其他疾病，最终造成“人财两空”。

在器械端，心脏支架的“暴利”程度，令人乍舌。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曾经在两会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心脏支架暴利超过贩毒，这是一件让公众难以接受的事。它的“高利润”不是因为“物有所值”，而是因“流通成本”实在太高，需要以回扣形式“贡献”于医院及医生们。

据了解，不仅心脏支架，小到针头针管、大到骨科用的钢板、人工关节等高科技器械，器械厂家都会给医院和实施手术的医生一定比例的回扣，这些也已成为医院赚取高额利润的有效手段。而医疗器械经过厂家到医院这长长的利益链条，价格也要翻上几番。“我们医生中流传一种说法叫选科就选骨，就是因为骨科手术中所放的器械较多，拿到的回扣也就多”李文松说。

“现在医院进购医疗器械基本是通过招投标来进行，但在私下里，厂家早已与医院相关的负责人及个别医生有过接触，并给予提成，水很深。”李文松说，有的医生也会联系熟悉的器械厂商，采取“跟台”，即由厂商将所需的医疗器械直接送至手术台上的方式来避开医院采购环节，私下拿到更多回扣。

针对普通人来说，最为常见的过度医疗是“输液”。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此前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曝出：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是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因为输液过程的所有环节几乎都存在风险，除了可能带来诸多药品不良反应之外，对于病人而言，医务人员的穿刺、滴速操作，输液器及注射器的质量，均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而之所以各大医院对输液特别“青睐”，主要还是“以药养医”的机制在作祟。当前医院给病人输液的目的主要在于联合用药，很多医院的输液与药品回扣和奖金提成直接相关。对医生而言，现在输液已很少是单纯输盐水和糖水，大都跟其他药物联合使用，像大剂量地使用头孢等抗生素，而这些药品的回扣往往很高。

比如某些出厂价仅有几毛钱的药剂，最后在医院里会高达十二三元，这中间翻了十多倍的差价就分别被医药代表、医院和医生等蚕食。不仅医生，很多护士的奖金也与输液人次直接挂钩，她们也希望医生多开输液，有的甚至为了让医生多开输液而私下给医生好处。

如今输液已经建起了一个收费平台，不仅可以通过加药收取药费，还可收取观察费、注射费等，而输液滥用，不仅使我国病人处方的平均金额不断攀升，也给很多患者身体带来了影响，很多患者体内对头孢菌素耐药率已高达40％，而有些患者更是因医生在输液药剂配置上的失误而枉送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