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和《诗品序》对于诗歌史阐述的异同

热心网友：清代的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把《文心雕龙》《诗品》视为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双璧。他说：“《诗品》之于论诗，《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祖也。《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雕龙》笼罩群言，而《诗品》从六艺，溯流别也，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①这是明确地提出了《诗品》和《文心雕龙》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在这两部著作中都有大量的关于建安文学的论述。而《文心雕龙》《诗品》中这些关于建安文学的评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称为文学史上的定评。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建安文学开创了我国文学发展的新局面。而建安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刘勰的《文心雕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文心雕龙》总共50篇中，有30余篇谈及建安文学。 在《明诗》篇中 刘勰对建安文学进行了总体概括，称“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时序》篇中提到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观其时文，雅好慷慨”“梗概而多气也。”并指出其形成的原因，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诗品序》中钟嵘也谈到：“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於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於时矣。”建安风骨建安风骨"已经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文学史命题，它大致是指“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所具有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1“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风骨一词最早大量运用于魏、晋、南朝时的人物评论，大体上“风”偏重指精神气质，“骨”偏重于指骨格形态，二者密不可分，合而为一为风骨。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 《文心雕龙》中专论“风骨”，罗宗强说：“风骨论是刘勰最激动人心而又最扑朔迷离的理论命题，也是他的理论的最出色成就之一。”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中精炼的对“风骨”进行了概括：“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他认为如果辞藻太繁富了，而没有飞动之势，不生动，那末辞采就不鲜明，声调也萎弱无力，“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 对于“风骨”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黄侃先生认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③，詹锳先生认为“风骨就是鲜明生动、凝练、雄健有力的风格”④罗宗强先生认为“风骨合而论之，是提倡一种内在力量的美，是对于文章的一种美学要求，要求文章不仅要优美的文辞，而且要有内在运动的力量”。⑤《诗品》中虽没有专门论述“风骨”，但是从一些散见的评语里可以看出他的主张。《诗品序》“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这里所谓“干之以风力”就是以风力为骨干，所谓“建安风力”也就是“建安风骨”，《诗品》评曹植的诗说“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评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在论及“风力”时，以曹植、刘桢为典型代表。这些文风是与当时的浮艳的靡靡之音是对立的，也是钟嵘所极力提倡的文风。 关于“建安风骨”“建安风力”的关系，曹旭《诗品集注》注云：“建安风力：亦称‘建安风骨'”⑥。指建安时代特有的诗歌精神，即诗歌内容丰富充实、基调慷慨悲凉、语言俊爽刚健相统一的时代风格。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注云：“风力即风骨。”⑦王运熙先生说：“骨气就是风骨，骨气奇高和词采华茂相结合，就是《诗品》所说的‘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⑧刘勰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建安风骨”， 但建安时期的慷慨激昂的作品是这种理想风格的典范。刘勰的“风骨”和钟嵘提出“建安风力”都是有针对性的萎靡文风提出的，可是在当时并没有能够挽回颓风，但他们得这一理论对以后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接影响到唐代的陈子昂提出“建安风骨”的主张。正是由于风骨理论的提出，才有可能在历史中不断丰富和完善，才有可能使风骨成为唐代诗风的主流，才有可能形成盛唐诗歌繁荣的局面。三曹在建安文学中“三曹”是文坛的领导者和核心人物。在“三曹”之中，刘、钟都给予最高评价的就是曹植。《文心雕龙》中认为，“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时序》），《事类》篇称：“陈思，群才知英也。”，《指瑕》：“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可见曹植的文学成就和其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诗品》中对他评价极高，“陈思为建安之杰”（《诗品序》），认为他的作品“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论其思想艺术的成就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备文质”，概括起来就是，在内容上是情兼雅怨，在形式和风格上是骨气和文采和结合，而达到了文质彬彬的境界。钟嵘对于曹植诗歌的这个评语正体现了它对于诗歌思想和艺术的要求标准。关于曹植与曹丕的成就高低，《诗品》对于魏文帝曹丕的评论称“其源出於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馀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邪？”，曹丕以贵公子，帝王的身份亲身创作，关注文坛，对文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典论·论文》七言诗，但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其成就显然远不如曹植。钟嵘专论五言诗，认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他把曹植列为上品，而曹丕居于中品，也符合实际。刘勰在《才略》篇，评“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既指出曹丕的不足指出，即力缓而不竟于先鸣，也指出曹丕胜于曹植处，像“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这里显示出他的独特眼光。他对二人的所长所短都进行了客观全面地评价。同时刘勰反对“俗情”的仰植抑丕，他认为世俗所认为的“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的观点是不确切的。他认为对作家的评论应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其作品进行分析评价，而不是以俗情的喜好为标准。但事实，曹植的诗歌受到后人的推崇，一方面是由于文采富艳，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不幸的身世引起后世文人的认同。作为失意文人的典型，其坎坷的命运，使无数文人深表同情。古代不少诗人皆以王佐之才自命，却大都身世沦落，而以诗词名世，他们的命运与曹植相似，所以对曹植多有一种认同感。 魏武帝曹操作为一代枭雄，不但具有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而且在文学创作上也是成就斐然。内容丰富，风格苍劲悲凉。《文心雕龙》对曹操评价很高。魏武帝以宰相帝王的尊贵地位，“雅爱诗章”（《时序》），其诗歌“气爽才丽”（《乐府》），意气豪爽，才华富丽，《诗品》称“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但是《诗品》把他列为下品，后世多以为不公。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曹公取第于下，尤为不公。”王士祯《渔海诗话》也说：“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刘勰的品评标准上。他是以自然、含蓄的“滋味”说，“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为标准来衡量作品的。曹操的作品“古直”而少文采，故至于下品。今天看来钟嵘的这种评价标准有一定的偏颇。建安七子 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七子”。在“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刘桢。《诗品序》“刘桢、王粲为其羽翼。”“ 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刘勰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才略》），“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对于四言体，五言体兼有各种长处的是曹植、王粲，只具一种长处的是左思、刘桢，《神思》篇中，刘勰称二人的才思敏捷，“人之禀才，迟速异分，子建援牍如口 ，仲宣举笔似宿构，亦思之速也”。《体性》篇中说“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刘勰从作家的个性与创作风格的角度来分析王粲、刘桢不同风格的文学风格的原因。王粲急躁而勇锐，所以锋芒突出而果敢有力，刘桢性情褊急，所以言辞雄壮而情思惊人。《诗品》把王粲、刘桢列为上品。被称为“七子之冠冕”（《才略》）的王粲亲经动荡时局留下许多诗篇。《诗品》称其诗“源出於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馀。”钟嵘认为刘桢的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已下，桢称独步。”钟嵘品评很注意文与质的关系，强调“体被文质”，称王粲“文秀而质羸”，是说他的诗文多质少。称刘桢“气过其文，雕润恨少。”是对其感情充沛真挚，文采不足颇有微辞。 陈琳、阮瑀、都长于章表书记，二人历来以文章著称。《文心雕龙》称“琳、瑀章表，有益当时” 曹丕《典论·论文》也称：“琳、瑀章表书记，今之隽也。”除了散文一外，二人也有诗歌创作。阮瑀、应玚被钟嵘列为下品，《诗品》中评其诗歌“平典，不失古体”，平正典实，不失汉魏古朴之风。称徐干诗“亦能闲雅矣。”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见《文心雕龙》与《诗品》在对于建安文学的评论中有很多的所见略同之处，也有分歧之处。虽有一些偏颇之处，但从体上符合文学史事实。通过对《文心雕龙》与《诗品》的对比，让我们对极盛一时的建安文学有了全面的理解。这些关于建安文学的评论对今天我们对建安文学研究仍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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