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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反思　　摘要：　　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念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正是针对旧的发展模式的缺陷，而在这一新的战略构思中蕴含着丰富的哲理。通过对发展观念中人的主体性、伦理观以及极限意识的反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哲学层面上来理解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主体性 伦理 极限　　传统的发展概念是按照经济的增长来定义的，即以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民收入的增长为主要目标，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认为经济增长是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体现，是国民生活幸福的象征。于是在50-60年代出现了全球范围的“经济增长热潮”。然而，经济的增长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等，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于是，人们开始对发展观念本身进行反思。 1992年5月，全世界各国首脑在“环境与发展”会议上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1995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 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又再次强调：“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事实上，“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更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念。在这一观念中，蕴涵着丰富的哲理，本文试图从分析旧的发展观出发，以哲学的视角反思“可持续发展”观念中的哲学内涵。　　(一)　　世界历史是人类实践的产物,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虽然人的活动受一定的客观条件与历史必然性的制约，是在既定的、由前辈所创造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下进行活动的，但是，人又具有自由、自觉、能动创造的本性，能够在认识外部必然性和由自己的活动所构成的社会运动规律性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目的，进行创造性活动，改造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自身，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发展和完善。　　面对着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困境和危机，有些人把其原因归罪于人的主体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认为只有人类放弃对自然界的改造和控制，“回归自然”，才能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事实上，造成这种困境的，至多只能说是在传统的发展观念的影响下所形成的那种片面发展了的主体性。由于传统的发展观混淆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片面追求物质财富，把人变为实现增长的工具和手段，造成劳动者的畸形发展，成为马尔库赛描述的“单向度的人”。在这种发展观的影响下，单纯的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造成了这种主体性只有动力机制（无限占有物质财富的欲望）而没有自我约束机制，因而是一种“放任”的主体性；由于它既没有对自身活动的外部限度的认识，因而是一种“盲目”的主体性；由于它缺少一种自我反省、自我评价、自我规范机制，因而是一种“自发”的主体性。这是一种比较低级的主体性。而人的高度发展的主体性应该是一种自觉的、自为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对外部自然界的整体规律性有清楚的认识，对活动的限度有清醒的认识，对自身活动的后果有预见性意识，对自身能力有规范性（道德）意识。这种主体性不仅不是造成当今人类困境的原因，而且它正是解决这些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必要前提。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在自觉的未来价值目标导引下，自我选择发展道路、自我设计发展模式、自我调控发展秩序、自我规范发展行为的自觉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的发展，即人的素质的提高。1994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明确提出了社会“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位”的重要观点；《中国社会发展报告》也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在1994年10月召开的全国社会发展工作会议上，我国领导人明确指出：“经济和社会发展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所谓“人的发展”是指人在各个生活阶段上的发展，是个人、社会、自然之间某种和谐关系的构成，它保证人的潜力的得到充分发挥，而又不使社会或自然受到损害、掠夺或破坏。从根本上说，人的发展也是人的素质的提高或能力成长的过程，它包括：（1）基本需求的满足：可分物质和精神需求两个方面，它是人全面发展的先决条件；（2）素质的提高：包括身体、心理、文化、道德等方面的素质，它们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3）潜力的发挥：是指人认识、理解和有意识干预现实世界变迁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等。而可持续发展对人的主体性要求则来自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相互决定的。社会发展激励着人的个性发展，人的个性发展也反过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人本身的发展既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内在动力。社会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的、精神的历史条件，决定并影响着人的发展。一个人在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同时发展了自己，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相互决定的，这是一个双向同步的统一的运动过程，其统一的基础在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人在社会实践中改造社会，发展社会，同时也改造自己，发展自己。　　2、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互为手段和目的。既然人和社会是互相决定、互相促进的，因而任何一方的发展都离不开对方的发展，都必须把对方的发展作为目的，自己的发展作为手段，这样才能促进双方的同步发展。没有整个社会的发展，个人的发展也就没有基础和条件；同时，整个社会的发展恰恰是社会上无数个人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结果。人的全面发展需要通过改造客观世界来促进社会发展去实现，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人通过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来保证。　　3、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人作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创造者和接受者，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主宰，人在社会经 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权等，都是围绕着以人为中心运动的，任何发展离开了人的参与都无法实现。社会其他各方面的发展都是为人的发展提供条件和手段，都是为了丰富人的需要，提高人的自由度和主体性，促使人的全面提高。共产主义，归根到底就是要 “充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自由的全面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它是一种以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是面向人类追求真善美统一境界的发展观。只有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才能使人对于自己的存在状况和价值倾向做出中肯的评价，以积极的态度直面所处的现实环境，确保人的主体性得到最大发挥。　　（二）　　从传统的发展观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中可以看出，它是建立在“发展是天然合理的”这样一个哲学信念的前提之上的。在它看来，只要是发展就比不发展好；发展的快总比发展的慢好；发展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传统发展观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发展的更快，而对于“为了什么发展”和“怎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样一个目的论、价值论的问题却毫不关心；社会发展理论也仅仅被看成只是研究社会如何发展的科学，却忽视了关于社会发展的另一面，即社会为了什么发展这一价值论、目的论问题。　　人们之所以本能地相信“发展是天然合理的”，是有其人性基础的。自然界不能为人类提供现成的生活资料，人类只有依靠对自然界的改造才能生存。离开了发展（其中基础是生产力、经济的发展），人类便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这样，发展，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就成为一种自足的目的，它本身也就成了一种不可评价、也没有必要评价的东西了。这种观念在生产力不太发展的历史时代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那时，人类面对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满足基本生活资料的需要问题。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的需要本身也随之发展，持续不断地、日益增长地创造出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的需要对象及实现方式。特别是到了现代，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的需要也呈现出几何级数上升的趋势。正是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成为了人们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然而在由人类自己亲手造成的各种困境和危机面前，人类面对的主要任务已经是如何使我们的发展持续下去、以保证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在地球上世世代代生存下去的问题。　　因此，发展并非是天然合理的，对旧的发展道路的反省和重新评价就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哲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合规律的社会发展需要以人为尺度的价值评价和伦理规范。因为发展的规律性只是决定了事物未来变化的可能性，即决定事物未来“能是”什么、“能成为”或“不能成为”什么，而不能决定事物未来“应是”什么或“应成为”什么。“能是”是一个多种可能性的总和，而其中符合主体的价值追求的才能成为“应是”。从逻辑上说也是如此：事实或规律要能够有效地充当主体行为的理由，就必须以某个价值判断为前提。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相继出现的诸如生态伦理学、生命伦理学、技术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等伦理学科，就是建立在对人类发展的价值评价的基础之上，尽管这些学科本身有其不足之处，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贡献，那就是它们向我们表达了这样一种新的伦理观念：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人类在实践中 “能够做”的，并非一定是“应当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发展本身向伦理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我认为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1、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哲学史上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中国古代就有“天人合一”的和谐论的思想，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则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名言。当然这只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混沌式感悟。近代以来由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观：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从马克思的实践观看来，人类中心主义无疑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因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世界历史是人类实践的产物，人是理所当然的价值中心，世界历史的中心，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中心。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寻求所谓“自然界的价值主体地位”，显然混淆了存在与价值两个层次的意义。自然先于人类，存在比价值更具本原性；但存在具有价值只是对人来说才存在，是人通过实践赋予存在以价值，价值余人不可分，只有人才是价值主体，只有在多极主体的实践关系中才能产生价值。然而，我们在坚持人类中心论的同时，必须注意不能脱离人的实践关系，把人理解为一个抽象的无差别的类或整体。根据马克思的实践观，社会是多极主体实践的产物，人类由具体的不同个体及个体群即多极主体组成。作为每一极主体的个人或个体群都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而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地球只有一个。个人或个体群在这唯一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时不应危害其他极主体的生存与发展，即不能危害人类唯一的生存环境——地球。这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本质：对自然的保护不是为了自然的价值主体地位，而是为了作为多极主体的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必须彻底改变对自然界的传统态度，建立起新的道德和价值标准，自然界不再看作是被人类随意盘剥和利用的对象，而看作是人类生命的源泉和价值的源泉。人类必须学会尊重自然、师法自然、保护自然，把自己当作自然界中的一员，与之和谐相处。　　2、现代与未来的关系。现代与未来的关系是关系到发展的方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正是传统的发展观念中所缺乏的。传统的发展观实质上是一种片面的经济增长观，它把社会的发展仅仅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把经济增长过程片面地归结为物质财富的增长过程，毫不顾及自身发展过程及发展结果对后代人发展的影响，缺乏在发展过程中所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感。在这种片面的传统发展观的鼓励下，市场经济的主体（个人与企业）的短视效应——即一味地追求当前的利益最大化——是造成当前的生态危机、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则内在地包含有在满足当代人的需要时不危及后代人的利益的价值标准，这也是社会公平理念的一部分：代际之间的公平。当代人享有的正当环境权利，即享有在发展中合理利用资源和拥有清洁、安全、舒适的环境权利，后代人也同样享有这些权利，不能一味片面地追求自身的发展和消费，而剥夺了后代人理应享有的发展与消费的机会。这一代人要把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有机地统一起来，在维护自身环境权利的同时，也要维护后代人生存与发展的权利。　　（三）　　传统的发展观认为，经济的增长和人对自然界的改造是没有极限的。这种“增长无极限”的信念，支配着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与索取，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反过来，这些成就的取得也更加坚定了人们的这一信念。　　然而，自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类的这种信念开始受到怀疑。60年代末，美国的鲍尔丁提出了“宇宙飞船经济理论”。其含义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是地球，它犹如太空中一艘小小的宇宙飞船，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小船内的有限资源将被开发净尽，消费后的废物将把船舱完全污染，到那时人类社会就会崩溃。1972年3月12日，以米都斯为首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计划小组完成的《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在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所公诸于众。报告用大量的数据和简单的逻辑，论述了地球有限论：社会经济增长的五种趋势（加速发展的工业化；人口剧增；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呈指数增长，由于地球的容积是有限的，人类向自然的扩张必然有其限度。如果当前的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就必定会使社会从自然界和人类两个方面达到极限，从而引起灾难性后果。这个被西方报纸称为“七十年代的爆炸性杰作”的报告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为人类开列出一个危机时刻表，因而这些危机是否按其列出的时刻表到来并不能影响其价值，报告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增长无限论”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这正是改变以往的发展模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立论之本。　　正因为如此，这种新的观念一产生就被旧的发展观作为悲观论的典型代表进行猛烈地攻击。其实报告只是向人们发出了一种警告：如果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话，在今后几代，我们这个小的星球就将达到人类扩展的极限；而如果我们约束增长、改变增长目标的话，还来得及避免最终的灾难。我们说增长是有限度的，只是说增长必然要受到一些内在的和外在的条件的限制，这些限制构成了增长的限度。如果我们不把这些条件作为发展的内在参数来确立我们的发展目标的话，我们的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其中主要的限制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的经济增长必然要受到自然界生态平衡的限制。自然界整体结构的生态平衡，是人类生存的支持系统，因此，它构成了经济增长的绝对限度。我们的经济增长，应当是在自然生态系统保护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能力，以维持整体平衡和稳定的限度内的增长。为此，我们必须节约利用地球上的非再生资源，以尽量少的资源消费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我们对地球上的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应当以天然的动植物自我生长和繁殖的“速率”为限度，把我们对它们的开发速度保持在它们的自然生长速率的限度内，我们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同样，虽然说自然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给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然而这种修复能力并不是无限度的。如果我们对它们的污染超过了它的自我修复能力的限度，就必然会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从而危及人类生存。　　第二，我们的经济增长必然要受到人类自身能力的限制。如果只是从可能性上说，人类能力的发展具有无限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人类的实际能力总是有限的。因此，“人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的假设，靠这种假设，在现实生活中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想象：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开发新能源，消灭污染源，控制人口增长，修复生态平衡等等。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在社会发展达到地球承受能力的最高限度之前，我们的技术和资金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与那种仅仅在可能性上寄希望于人类技术的无限增长来解决一切问题的观点相比，还是立足于人类能力在现实性上的有限性、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更可靠一些。　　第三，人类的生命对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度的。人类生命的功能结构是在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中最终形成的。从那时起到现在，人类的生命功能结构基本上没有变化（变化不超过两万分之一），但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人造环境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理论上说，当一个物种的生命功能结构不适应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又来不及做出基因调整时，就可能引起这一物种的灭亡。人类也是生命体，不可能超越生命规律。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我们人类的生命机体能够承受这样巨大的环境变化吗？我们人类在生物学上所能承受的巨大环境变化有没有一个限度？其实，我们现在早已在承受环境变化的恶果了：癌症、心脏病和其他种种所谓的“文明病”正是由于现代人生活的环境不同于当初人类进化所要适应的环境造成的。其次，人类的生命功能结构也越来越与人类的不断“进步” 的生活方式相冲突。我们生活方式的“进步”方向是：一是耗费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多，二是越来越少地消耗体力。这两点相结合，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各种“文明病” 的产生和生命活力的降低。　　因此，如果我们不理智地限制自己的行为、不对经济增长设立内外限度的话，终将会自食苦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树立经济增长中的极限意识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2.　　论抗震精神　　5.12汶川8级大地震，震惊中国、震惊世界。其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面对严重震灾，党中央作出英明决策，人民子弟兵奋勇抢险，全国人民倾情支援，一场全面、及时、高效的生死大营救在40万平方公里抗震战场如火如荼的展开。在那段日子，全国人民在悲恸，每个人以能为灾区人们做些有益的事为荣。这时候充分彰显了民族情、人性爱。可歌可泣的事迹层出不穷，迎难而上、坚强不屈、万众一心、大爱无疆的民族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抗命运战死神的坚强不屈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勇敢、坚强的历史特质，生活愈艰难性格愈坚强，命运愈危险人民愈团结。特大地震是上苍的不公，再一次以特别的悲剧色彩考验了炎黄子孙。中国不哭、四川不哭、汶川不哭，是对天灾的怒吼、是与命运的抗争。面对生死考验，灾区人民不等不靠，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第一时间组织起来实行自救，使无数生命得到及时救援。众多被掩埋在瓦砾下的人们，以坚强的意志和对生命的憧憬，以最简单的方式与死神作斗争，唱响了一曲曲在瓦砾下被埋生存极限仍然存活的生命礼赞。凝望着一位68岁老人在余震中义无反顾、一步步踏上他留恋的故乡路途的背影，让多少人像主持人一样的潸然泪下。一个个在重大灾情面前坚强挺立的身影，一幅幅组织起来英勇地战天斗地的画面，让全国人民感动，让世界上善良的人动容。这就是重大天灾面前的中国人民，这就是坚强不屈的中华民族。　　舍小家顾大家的无私奉献精神。有人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看重自我价值的实现，意在暗示着人们看重的是个人的一己私利。然而，在抗震救灾中，有多少人是以自己的厚重行动浓墨重写了人生价值观。当灾害袭来的霎那间，有许多领导干部离开近在咫尺的倒塌的家，却带领干部、武警冲向医院、学校；有多少党员干部亲人被压在危楼中顾不上抢救，却强忍悲痛奔忙在救死扶伤的战场；有多少抢险救灾的人几天几夜不休息连续奋战在一线。那一刻，他（她）们最有情，把对自己亲人的牵挂抛洒在大爱的救灾战场。公安女民警姜敏，家中有十几位亲人遇难，而她却始终奋战在第一线，直至晕倒在火线。无数个象姜敏一样的英雄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抗震抢险的榜样。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战场，既是生命的考验，也是人格的赛场。经受这样历练、接受它的淬火，生命的价值将无限延长。　　舍生忘死抢险救援的勇于献身精神。在抗震救灾战场活跃着这样一群人：在成千上万次的余震中始终坚持救援瓦砾下的生命；在山体不断滑坡的危险条件下，开着汽车毅然向灾区行进；在浓雾笼罩下，驾驶着运输机穿梭于高山峻岭间等等。这些人、这时刻，他们无疑是在与死神打交道。他们明知有危险，却挺身向危险冲去，因为他们身上肩负着一种责任，他们心里沉淀着一种大爱。他们深知，多搬走一块水泥板，就可能多挽救一条鲜活生命；早进入抢险阵地，就预示着早一刻使更多的生命得到存活。救灾是对国家的最大忠诚，挽救生命是民族情的最深刻凝聚。救援者与被救援者生命的天平向被救援者倾斜，救人是最大的义最大的情在这里表现的淋漓致尽。成都军区陆航团邱光华飞行组，以他们的生命在蓝天中书写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作为抗震抢险中献出宝贵生命的牺牲英雄的代表，用自己生命诠释了生命的重要和宝贵。对在抗震救灾中英勇牺牲以及奋勇抢险救灾的英雄们，人民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友爱精神。抗震救灾中悟出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地震可以摧毁物质的东西，但震不垮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集体主义思想的中国人民的精神，震不垮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情。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当地震消息传来的一刻起，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快速组织人力，积极捐献财物，加快支援灾区的生产。全民族的团结友爱，打响了一场抗震救灾的人民战争。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我们这样一个 13亿人口的民族团结起来，再大的灾害也能抗拒，任何的困难都能克服。数千名受伤人员被安全转移外省市治疗，三十多万伤员得到及时救援，数百万灾民被迅速转移安置，灾后没有发生任何疫情等等，这些可喜的数字就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就是民族情的高度凝炼。抗震救灾中民族感情的充分发挥和张扬，是打好这场人民战争的最有力武器，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感情的一次大检阅。在哀悼地震死难者、安抚受伤者心灵创伤的同时，我们应该为这次大灾中展示出的深厚民族情大唱赞歌，并以此来启迪和照亮我们今后的发展之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