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

【专家解说】：研究党内错误倾向问题是当前的迫切任务，也是长期的重要任务。现在人们思想上的某些混乱和实际工作中的某些盲目性及“刮风”现象，更说明这种研究的必要性。但是，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描述其表现、揭露其危害这一层面上，而应该进一步对它的政治特征和思想方法特征作深入的剖析。这种剖析对于正确识别和有效克服各种错误倾向是十分有益的。 一、“左”倾错误并非都是由于“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有时“左”倾错误是由于“思想落后于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放在民主革命阶段来完成，来一个“毕其功于一役”。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针对这种情况指出：我们反对“左”倾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做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 “冒险主义”显然主要是指上述王明这一企图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的。然而多年来，许多人却把毛泽东的这段话看做是给“左”倾机会主义下的一个一般性定义。《辞海》“机会主义”条目中关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释文是：“‘左’倾机会主义表现为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离开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时的现实性，堕入空想和盲动。”把这段话作为“左”倾机会主义的完整的定义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作为一个概念的定义，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相等。然而，“左”倾错误并不都表现为“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时候，“左”倾错误反而表现为“思想落后于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比如，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前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阶级矛盾已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八大对此已经作出了明确判断。然而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有人却认为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判断，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这一错误认识为后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根据，是典型的“左”倾错误。然而，这一“左”倾错误并不是由于“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恰恰相反，它表明人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三大改造之前，是“思想落后于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的表现。 再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践，党提出了许多新理论新政策新措施。可是有些人的思想不能与时俱进，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向前发展，认识仍停留在传统计划经济的阶段，对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事物不能理解和接受，思想僵化，因循守旧。这种对旧的传统模式的留恋，正是“左”倾错误的典型表现，而这种“左”倾错误从思想方法上看，同样是“思想落后于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 还有许多情况下，“左”倾错误的思想很难说是“超越”还是“落后”于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比如照抄照搬 “中心城市起义”的教条主义，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去处理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统一战线中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的盲目蛮干，军事上的冒险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党内斗争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些都是根本性的错误倾向，并不是什么思想“超越”的问题。即使事物发展到将来某一阶段，这些做法也是错误的。看来，“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并不是所有“左”倾错误的共同的本质特征。 把“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说成是“左”倾错误的本质特征，不但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对纠正“左”倾错误也极为不利。“思想超越”的提法容易与超前认识论相混淆，使人们觉得似乎“左”倾错误者思想具有前瞻性、预见性，是革命的“促进派”，即使目前不能实现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发展，在将来的某一天就可能实现。这正是长期以来存在于许多人头脑中的“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思想症结所在。我们应该懂得，“思想超越”仅仅是一部分“左”倾错误的认识根源，并不是所有“左”倾错误的共同本质，因而它不能涵盖所有“左”倾错误的本质特征。我们对“左”倾错误的认识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个层面上，而应该更深入一个层面，由不甚深刻不甚全面的本质深入到更深刻更全面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一切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以 “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因此可以说，“左”倾错误与右倾错误的本质和认识根源是完全一样的。既然“左”倾错误与右倾错误的本质相同，二者的区别仅仅是表现形式的不同，那么，说“左”比右好，就是毫无道理和根据的。 二、“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是从其表现特征来区分的，而不是从其对党的事业造成的结果上来区分的，形“左”实右、假“左”真右的提法是不科学的 在我党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左”倾错误，其中有四次曾被当做右倾或被称作形“左”实右、假“左”真右。第一次是1930年6月到9月，李立三为代表的“左” 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使革命力量遭到极大破坏。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的统治。但其后不久，共产国际及其支持下的六届四中全会却指责李立三犯了“右倾错误”，王明认为李立三错误的实质是“在‘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消极”的路线。第二次是1964年下半年全国城乡“四清”运动期间，各地出现了一些过“左”的做法，使许多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后来，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把这次错误称做“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加以批评。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到支配全局的程度，林彪集团把“左”倾错误推向了极端，造成人们思想和实际工作的极大混乱。林彪集团覆灭后，在批林过程中，周恩来提出要批极左，但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林彪集团不是极左，是极右，因而只许批极右，不许批极左。第四次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集团继续推行极左路线，阻挠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指出：“四人帮”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此后，许多报刊文章称“四人帮”的路线是“假左真右”。 正确认识一种错误倾向的性质，即给一种错误倾向以准确的定性，是纠正错误倾向的前提。否则，不但不能纠正错误，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混乱。上述四次错误本来都是典型的“左”倾，却被误认为是“右倾”、“形左实右”、“极右”、“假左真右”等，因而无一例外地贻误了纠“左”的机会，延缓了纠“左”的进程，甚至使“左”的错误发展得更加严重。 王明“左”倾错误几乎是接着李立三“左”倾错误而来的。由于王明等人强调李立三错误的所谓“右倾实质”，强调当前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所以王明在实际工作中推行了一条比李立三路线更完备内容更充分的更“左”的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四清”运动中所犯“左”倾错误，是全党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一个重要表现，结果被认为是形“左”实右，因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非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愈演愈烈，终于发展为支配全局的错误。林彪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为纠正“左”倾错误、结束“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契机。周恩来也确实抓住了这一契机，着手纠“左”，但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左”倾错误未给予准确定性，结果导致只许批极右，不准批极左，这就使得“左”倾错误的侵蚀程度比前更甚。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为彻底纠正长期存在的 “左”倾错误扫除了组织障碍，但当时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又一次对“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进行了错误的定位，认为是极右路线。结果是，一方面党着手纠正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具体的错误作法，另一方面“左”的理论在某些方面却继续被肯定，党的指导思想不能实现根本转变，致使全党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左”和右同为错误倾向，都是离开了党的正确路线，本无好坏之分。可是在许多情况下，明明是“左”倾错误的东西，人们却不愿意称其为“左”倾，而宁肯将其说成是形“左”实右或假“左”真右。实际上这是一种“左”比右好的糊涂观念。形成这种观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把革命斗争中有关政治派别的概念与党内错误倾向的概念相混淆。在革命斗争进程中，特别是斗争尖锐的关键时刻，个人和政治集团的态度可以有“左派、中派、右派”之分，也可能出现冒充左派的所谓“假左派真右派”。但党内错误倾向或错误路线从政治上来区分，习惯上只能区分为“左”倾或右倾，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形“左”实右或假“左”真右。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把错误路线的表现特征（“左”或右）与它造成的后果混同起来。“左”倾和右倾可以对革命事业造成同样的后果。但“左”倾和右倾毕竟是两种不同的错误倾向，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们的政纲不同，办法和手段也不同，两种错误是有明显差别的。我们必须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从其表现特征上加以明确区分，绝不能混为一谈。民主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同样造成了革命的巨大损失。“左”的结果破坏了革命，同右的结果一样。然而不能因此就说王明的路线是右不是“左”，或者是形“左”实右、假左真右。至于在社会主义时期，如果右倾路线得胜，当然会造成破坏社会主义的危险，但“左”倾路线得胜，也会从“左”的方面破坏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所以不能认为一条路线，只要造成对革命事业破坏的结果，就说这条路线是右倾或者是形“左”实右、假“左”真右。我们区分“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是从其表现特征上来区分的，而不是从其对革命事业造成的结果上来区分的。 总之，党内错误如果按照“左”、右两种倾向来区分，“左”倾就是“左”倾，右倾就是右倾，根本不存在所谓形“左”实右或假“左”真右。因此，形“左”实右或假“左”真右的提法是不科学的。 三、教条主义并非只能导致“左”倾错误，也能导致右倾错误；经验主义并非只能导致右倾错误，也能导致“左”倾错误 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和政治生活中有一种近乎固定的看法和通行的提法，即认为凡犯“左”倾错误者必然是教条主义者，凡教条主义者必犯“左”倾错误。“左倾教条主义”几乎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固定搭配词组。诚然，在许多情况下，“左”倾错误与教条主义确实联系在一起。比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个别词句和共产国际指示，表现出明显的教条主义特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所发生的许多“左”倾错误，也是由于把马恩列斯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和教条化，同样表现出教条主义的特征。 但并非总是如此。教条主义也可以导致右倾错误。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根据是“二次革命论”，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他看来，既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就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则处在帮助地位，革命的胜利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等到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尖锐了，再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的这种理论观点是复述了17、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道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典型模式照搬到中国来。陈独秀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论述作了简单的和教条的理解，是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是典型的教条主义。 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同样根源于教条主义。“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以及放弃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许多主张，无不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受共产国际的影响。王明继续照抄照搬共产国际指示和别国模式而不顾本国实际。从思想方法角度来看，教条主义是王明这一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与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冒险错误的共同认识根源。王明这次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继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之后的又一次典型的右倾教条主义错误。 与此相反，经验主义也可以导致“左”倾错误。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许多党的干部凭借以往革命斗争胜利的经验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于此表现得较为突出。革命胜利后，他常拿经济建设与战争作比较，认为，大工业完全可以用“人民战争”的方法，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超越常规建成。过去打运动战用大兵团作战，他认为搞建设也可以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毛泽东也常常把掌握科学技术等同于政治革命，认为可以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同样存在着经验主义的认识误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出于那些文化少、学问不行、社会地位低的人，甚至推导出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片面性。轻视理论和知识的作用，忽视经济建设与科学技术发展的普遍规律，只重视自己已有的局部经验，用打仗的方法搞建设，用局部经验指导全局工作，这是当时“左”倾错误在认识方法上的一个主要特征。可见经验主义与“左”倾错误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并且打出“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迷信，解放思想”的旗号，其所造成的危害是绝不可低估的。 既然教条主义可以导致右倾错误，经验主义可以导致“左”倾错误，为什么许多同志长期以来一直习惯于把“左”倾错误与教条主义，右倾错误与经验主义之间搞成一种固定搭配呢？这是由于没有把两对概念加以基本的区分。“左”倾错误与右倾错误是一对政治概念而不是哲学概念。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是一对哲学认识论的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教条主义者片面夸大书本知识的作用，轻视感性经验，轻视实践，只看到矛盾的普遍性而忽视矛盾的特殊性，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般性结论，当作僵死的教条到处生搬硬套；经验主义者片面夸大感性经验的作用，轻视科学理论的一般指导作用，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处理一切问题都超不出自己狭隘经验的眼光。这两种认识论上的错误都违背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实践与理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的原理，因而都会给实际工作带来危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在革命和建设工作中经常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教条主义既可以表现为“左”倾，也可以表现为右倾；同样，经验主义既可以表现为右倾，也可以表现为 “左”倾。也就是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对哲学认识论概念与“左”倾和右倾这对政治概念之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关系，并非教条主义者必犯“左”倾错误，经验主义者必犯右倾错误。搞清楚这两对概念之间的基本区别和复杂联系，将大大提高我们识别“左”倾和右倾错误的能力，有助于我们在思想方法上和实际工作中更自觉、更清醒地努力防止和坚决克服各种错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