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面临怎样的国际国内形势？

面临的国内形势：

　　第一，我国将处于由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我国在2000年左右，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2010左右实现了由从中低收入国家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接近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不过，无论是按照汇率法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标准，我国人均GNI在世界银行所列举的200多个国家中仍然排80多位（2012年数据），仍处于欠发达国家的地位没有改变。

　　与此同时，随着高收入社会的到来，人民群众的需求将更高、更加多样化，特别是对政府服务、对生态环境将更加关注。如何满足这些日益增长多样化的更高需求，将是我国“十三”时期乃至以后相当长时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第二，我国经济处于增速的换挡期，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速接近10%。部分年份经济更是以高于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的阶段，特别是供给约束强化及房地产等长期需求峰值的到来，我国经济正步入增速换档期，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4.2%，其后逐渐回落，2013年和2014年分别增长7.7%和7.4%。“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不仅难以实现两位数增长，就是实现较高的个位数增长也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增长速度的下滑将有可能加剧财政金融的风险，短期内还会加大结构性的就业压力。

　　第三，依靠工业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更加紧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取得明显进展，工业化成就突出，逐步确立了工业的主导地位。然而，2006年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开始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2013年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比重。这些都表明中国正在步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未来许多工业品产量都将陆续达到峰值，工业规模继续扩张的空间将不断收窄。如果继续采取数量扩展的增长模式，将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导致投资效率更大幅度的下滑。因此，“十三五”时期我国实现产业转型的任务更加紧迫，迫切需要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规模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调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

　　第四，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将逐步削弱。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较低长期以来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优势。然而，随着21世纪初以来我国人口增长步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新阶段，我国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尽管我国仍属于劳动力总量大国，但是近些年来劳动力总量的增速明显放缓甚至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与之相伴的是劳动力工资的不断上涨。“十三五”时期仍将继续保持这种趋势，而且可能呈现加剧态势。这将削弱我国劳动力数量优势和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我国迫切需要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第五，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较大拉动作用将难以重现，经济增长面临需求约束将不断强化。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拉动作用，货物和服务出口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占GDP总量的比重达到30%左右。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出口增速明显放慢，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高于20%的增长，回落到个位数增长，增速甚至低于GDP增长速度。展望“十三五”时期，一方面，从长周期来看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低速增长时期；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要素成本的快速提升，加上汇率的升值，我国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外部需求动力将在较长时期内呈现较弱的状态，这也将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需求约束更加强化，更加需要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

　　第六，化解产能过剩任务艰巨，但是维持中高增速仍然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产能过剩是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方面，传统产业中钢铁、水泥、有色、平板玻璃等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如光伏行业也存在产能严重过剩。目前，风电设备产能利用率低于60%，光伏电池的产能过剩达到95%。需要强调的是，目前我国很多行业存在的产能过剩，可能不是短期产能过剩，而是从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来看的长期产能过剩，即供给已经达到或接近峰值。如城镇住宅需求，2012年实际供给已经达到900万套，据估计长期需求年度峰值约1300万套，2015年左右将达到峰值；汽车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将在2020年左右出现；而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已经或接近出现（刘世锦，2013）。因此，“十三五”时期我国产能过剩仍将存在，化解产能过剩任务艰巨。与此同时，维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速。因此，如何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并实现有效投资是我国必须解决重要问题。

　　第七，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但是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仍显滞后。从区域发展来看，2004年前后，我国区域差距开始出现缩小态势，尤其是以人均GDP反映的区域差距明显缩小。反映区域相对差距的人均GDP对数标准差由2005年的0.256下降到2010年的0.231；“十二五”期间呈现下降态势，到2013年已经下降至0.215。尽管我国区域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但是我国劳动力、资本、商品等跨区域流动仍面临各种障碍，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制约了我国区域差距的进一步缩小。

　　第八，发展可持续性面临多重挑战。从可贸易的资源来看，原油、原煤等消费量的绝对规模和在世界消费总量中的占比持续上升，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从不可贸易的资源，无论是土地还是水资源来看，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严峻。

面临的国际形势：

2016年，国际金融海啸与中东北非裂变两大危机的“后遗症”与“选举年”因素叠加，世界及地区秩序主导权的博弈将更趋激烈。
 其一，世界经济多“愁”善“感”，国际经贸规则博弈加剧。金融危机爆发八年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仍动力不足，IMF预测年增长3.6%。2015年末，美联储正式开启加息进程，预计2016年将循序渐进、逐步加息，以免美国经济复苏因加息过猛过快而“熄火”。由于全球需求持续不振，国际大宗商品行情看跌，油价维持在超低位，加之随着美联储加息导致新兴经济体资金加速外逃，依赖资源能源出口的新兴市场国家将受到更大冲击，其金融与债务风险累积，一些拉美国家面临社会和政治风险。
 与此同时国际经贸规则博弈加剧。美国热衷搞“小圈子”，包括对新兴经济体利诱分化，一面加快落实TPP，一面加紧推进TTIP等谈判，企图以新规则体系排挤孤立新兴大国，竭力围堵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等。
 其二，大国关系的演变需高度关注。表现在一是西方大国加紧“抱团”。美欧将进一步强化北约，以共同应对俄罗斯“扩张”、中东乱局与国际恐怖主义带来的挑战，在此过程中美欧的分歧亦现；美日同盟加固，美对日倚重与日替美“分忧”同步加强，针对中国崛起相互利用的一面增加；日本欲藉主办七国集团峰会将自己打扮成原子弹乃至二战的“受害国”，企图混淆是非、自我漂白。
 二是美俄矛盾的一面凸显，竞争激烈。美俄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制裁与反制裁将继续，彼此地缘角逐延伸至叙利亚等中东地区。此外，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危机感与焦虑感增大，对华政策逞强使绊的一面更为突出。
 其三，“选举年”相关国家政局变动带来变数。
 周边多国迎来换届。蒙古国将举行议会选举，执政的民主党与在野的人民党势均力敌；越南共产党即将举行十二大，越内政外交变化的不确定增加；缅甸将进入民主联盟上台执政新时代，新总统预计于3月就职，缅军方与民盟进入博弈磨合期，缅甸走向尚待观察。
 美国总统大选牵动全球。民主与共和两党均难获得绝对优势，“巧妇”希拉里在民主党内胜出的可能性大，而共和党则混战不已，“奇葩”特朗普能走多远存疑。在两党恶斗加剧的情况下，竞选双方可能再度拿中国“说事儿”，乃至竞相对华抹黑，中美关系舆论氛围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中美竞合博弈将趋复杂激烈，竞争面会更突出，应做好风险管控预案。
 其四，亚太、中东、东欧仍是三大热点地缘板块。
 在中国周边，外力作用将致使海洋争端持续“发烧”。美国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幌子，针对中国南沙岛礁建设持续施压，正策划美日等在南海的联合军演、巡航等。菲律宾挟美自重，对中国倒打一耙开展所谓法律战，其“南海仲裁案”可能在2016年6月作出裁决，中国的南海维权主张面临挑战。日本加紧推行“新安保法”与扩军备战。朝鲜半岛不确定性仍大，特别要高度关注朝鲜进行核试验的动向。阿富汗塔利班暴恐活动有加剧趋势，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中东乱局步入第六年后，围绕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各方复杂角力，地区秩序重建异常艰难。尽管政治解决叙危机进程已启动，但没有一方占据压倒性优势，新的一年中主要大国加大介入力度，“挺巴（沙尔）”、“倒巴（沙尔）”两方阵线分明，也直接影响到打击“伊斯兰国”的效果。此外，也门战乱将持续，巴以矛盾紧绷短时间内难以缓解。
 乌克兰问题正呈现长期化趋势，由于北约与俄罗斯针锋相对，乌东部战火重燃不无可能。各方对落实“新明斯克协议”意愿不足，俄与西方的地缘矛盾难以解决。
 其五，全球性挑战有增无减，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仍任重道远。
 由于“伊斯兰国”等暴恐势力在全球扩散流窜，国际反恐形势持续严峻，西方大国固执双重标准致使国际反恐合作成效不彰；网络空间治理规则之争将更趋激烈，中方近日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受国际社会好评，但美国仍谋网络霸权；美国将于2016年3月主办新一轮核安全峰会，伊核协议达成后兼顾和平利用核能与维护核不扩散机制面临新契机，但确保核材料与核设施安全的挑战犹存；G20进入中国时间，中国将力争为全球经济发挥应有的领航作用，人民币被纳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后将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提升。此外，2016年联合国秘书长面临改选，新“掌门人”竞争激烈，女性人选呼声较高，是否有第一位女性秘书长产生值得关注。
 当前，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但改革的阻力不小，因为这事关规则制定权，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在此问题上，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合理，更加能够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