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谁发明的

     楼主。。原子弹的制作非常的复杂。。需要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共同努力才可以研制成功。。。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１９５０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建立，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为副所长。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原子能科学家，从美、英、法、德等国回国，来到原子能所。只经过十年，该所就发展到４０００多人，在２０个学科及其６０个分支学科上开展研究，成为中国原子能研究的主力军。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５日，在中南海一间会议室里召开了中国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中国原子能发展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等中国最高层围在一起，听钱三强，李四光等介绍原子能的情况。新中国的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看着李四光带来的铀矿标本，对这种看似普通实为重要的石头感到惊奇。
中国研制原子弹关键的一步是在１９５７年夏天迈出的：在二机部下面成立了一个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后来又改称九院。出任局长的是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少将。他的三位副手是：吴际霖，他原是学化学的；朱光亚，毕业于西南联大，并获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郭英会，他是周总理的科研秘书，在九局负责与各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
随着九局的组建，大批风华正茂的中青年科学家被调到这个研制原子弹的第一线，其中就有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
１９５８年８月，邓稼先被调到九局任理论部主任。新上任的邓稼先先到几所名牌大学招募了２８名新毕业的大学生，开始了他的“战斗”。谁也没有见过原子弹是什么样子的，更不用说搞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了。邓稼先办起了“原子理论扫盲班”，他们找来了与此有关的外文原版经典著作，边阅读，边翻译，边油印。就这样，邓稼先和他的“２８宿”很快进入了角色。他们的攻坚战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验证苏联专家提出的一个关键数字：原子弹爆炸时其中心压力将达几百万个大气压。他们一周工作７天，每天三班制，运用手摇计算机和算盘这样的古老计算工具，进行最现代的理论计算。每一次要花一个月，而他们总共计算了９次！最后，邓稼先他们否定了苏联专家的这个数据，又经过刚刚应招回国的周光召的验证，证明他们的计算是严谨周密，无懈可击的。否定了错误的不等于找到了正确的，邓稼先马不停蹄，又率领一批青年人继续寻找这个神秘的数据。经过艰苦卓绝的复杂计算，他们用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加百分之一的灵感，终于在一天深夜找到了这个关系到中国第一颗原子
弹成败的关键数字。
◆“５９６工程”
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叫“５９６工程”，这与中苏两国的关系密切相连。从１９５３年１月到１９５６年８月，中苏两国政府在原子能领域共签订了四个协定。１９５７年１０ 月，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里面列有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条款，主要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苏联决定，提前终止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５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激怒了中国人。中国中央马上在１９５９年７月作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８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为了记住１９５９年６月发生的这段“国耻”事，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自己的原子弹的工程定名为“５９６工程”。
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２年，正值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这样的极端困难时期要研制原子武器，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时主持国防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指出，“靠人家靠不住，也靠不起，党和国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本国科学家身上了。”１９６１年春中央调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三位中国顶尖科学家内心思潮翻滚。王淦昌当时迸出了这样一句话：
◆“我愿以身许国！”
王淦昌说出了当时参加“５９６工程”所有科学家的心声，在这个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的严峻时刻，他们责无旁贷地挑起了历史的重任。原子弹工程是国家最高机密，参加研制工作的人都必须断绝同国外的一切联系。因此，王淦昌等人从那时起就神秘地“失踪”了，他化名为“王京”。为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这批高级科学家隐姓埋名十几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牺牲。
在中国的高级科学家中，恐怕只有郭永怀一人跟“两弹一箭”都打过交道。他是学空气动力学出身的，从１９４１年起，郭永怀，钱学森，钱伟长，林家翘（后来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一起当上了世界空气动力学权威冯·卡门的博士生，并且深得导师赏识，都取得了博士学位，在美国航空和火箭界享有盛誉。在钱学森的带动下，他紧随其后于１９５６年回到祖国。第二年，他就在钱学森任所长的中科院物理学研究所任副所长，负责抓“高速空气动力学”，“爆炸力学”等尖端课题。
王，彭，郭三位大师的到来大大加强了核武器研究院的力量。与此同时，经中国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批准，从全国选调了程开甲、陈宽能等１０５名高、中级科技骨干参加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来。从１９６０年春天开始，全部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的，全是中国人参加的原子弹研制的攻坚战开始了。
◆高潮（１９６３—１９６５）
经过数万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终于推进到决战阶段。１９６２年底，中国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有７位副总理和７位部长级干部参加的１５人专门委员会。同时，李觉，吴际霖，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九院领导，率领在北京的大批科技人员来到位于青海的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原子弹的组装与实验。这里平均海拔３２００多米，年平均温度为－０．４°Ｃ，高寒缺氧，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王淦昌等人年近花甲，又患有高血压等病症，在那种环境里呼吸困难，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但是他们仍日日夜夜同大家一起紧张地工作。为了制造中国的原子弹，大家都在拼命！
与此同时，位于新疆罗布泊地区的原子弹实验基地也在紧张地建设。中国核试验基地的司令员张蕴珏，原是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三兵团的参谋长（司令员是陈庚）。１９６２年底，总参谋部在这里成立了核试验研究所，任命张超为所长，程开甲为副所长。核试验所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原子弹试爆取得成功，并测得所需的数据。程开甲建议采取地面爆炸较为妥当。根据他的建议，１９６４年９月，在罗布泊戈壁的深处矗立起一座１０２米高的铁塔。
为了测试这次核爆炸的性质、当量、效应，在铁塔四周方圆６０公里范围内布置了９０多项效应工程，３０００多台测试仪器，它们包括飞机中队，坦克群，钢铁水泥工程，油料库，食品供应点等等。由于要测量的效应涉及几乎所有种类的物理效应，以及一部分生物、化学效应，而这一切都没有现成的仪器可用，因此，如何测量这些效应及研制相应的仪器是一项非常繁重的任务。担负此重任的是王淦昌的研究生和助手唐孝威。正是由于他的出色工作，首次核爆炸的关键数字无一遗漏地全部测到了。
１９６４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座机密工厂里组装完成。一辆列由中国最优秀的司机驾驶的专列火车负责把这颗凝聚着千百万人心血的炸弹运到实验基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列所用的１００多吨优质煤都经过专门的筛选，以防可能混进的雷管等爆炸物。沿途经过的所有火车都要为专列让路，连横跨铁路线的高压输电线在专列经过时都要断电，以防电磁感应引起电火花爆炸。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４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主任，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为副主任的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宣布了中央的命令：经中央专委确定，原子弹实验的零时定为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北京时间）。当晚７时，组装好的原子弹被送到１０２米高的铁塔顶部，并安装好。
１０月１６日凌晨６时３０分，一切不必要留下的人员都撤离到距铁塔几十里远的地方。一线指挥所由国防科委副秘书长张震寰指挥，基地司令员张蕴珏和李觉、工人赵维晋乘坐吉普车到塔下，再乘升降机上到顶端，把原子弹的心脏——ＸＹ小球（即点火中子源）接插上。１０时整，张蕴珏和李觉在操作规程表上签字。
总指挥张爱萍最后一次往北京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最后安装工作已经结束，请指示。”周总理平静地说：“中央批准零时定在１５时，祝你们成功。”１４时５９分４０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启动电钮，１０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记数器倒记开始。当它从１０倒转到０时，按事先的设计，原子弹进行着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顿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
在指挥所里，身经百战的张爱萍将军还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他对着话筒说：
“总理，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周恩来的声音也有些异样，听得出他也十分激动，但他毕竟是总理，用极平静的口气问道：“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呢？”这时，程开甲是权威，他指出：⒈根据压力测量仪记录的数据推算，爆炸的当量约是几万吨ＴＮＴ炸药爆炸的水平，普通爆炸不可能有这样的威力；⒉爆心处核污染严重，普通爆炸是不 可能产生核污染的。几小时后，最早进入到爆心处（即铁塔）的防化兵的报告，有力地证明了程开甲的结论。防化兵惊讶地发现，那座１００多米高，用无缝钢管焊成的，重８０吨的铁塔，在原子爆炸中竟化为一小摊细细的“面条”，周围的沙砾卵石在熔解之后重新凝固成一颗颗紫色玻璃球。机群已变成一具具“骷髅”，坦克则像回炉的一堆赤色毛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