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考虑放开对煤炭生产的行政管制

需从宏观角度 看待煤炭产能过剩

[合理的煤炭产能应该是动态的，需要根据市场的现实情况进行不断调整。考虑到煤炭企业市场势力的存在，以及监管部门无法准确掌握实际的产量情况，行政调控措施应该减少到最低限度，不能简单划定一个产能比例]

[去年实施的276天工作日限产制度，极大影响了市场的煤炭供给。276天工作日制度相当于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将煤炭产能下降了将近20%，对煤炭市场价格形成了有效支撑。]

煤炭价格自从2016年初以后经历了一轮快速上涨，之后一直维持在较高位置。以秦皇岛5500大卡动力煤为例，2016年11月以后，其价格一直稳定在550~600元/吨。近期，由于煤炭供应面趋紧，神华和中煤甚至暂停了现货动力煤的销售，以保证长协合同的执行，这又进一步推高了煤炭价格预期。

煤价的上涨，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下游的火电企业。从几大发电集团旗下上市公司的一季报来看，发电企业一季度的利润都出现大幅下滑，其中华能国际(7.290, -0.08, -1.09%)的每股收益减少87.9%，华电国际(4.720, -0.01, -0.21%)的每股收益更是下滑99.5%。此外，煤炭作为基础能源品种，其价格上涨最终也将通过产业链条传导到下游。因此，煤炭价格上涨的原因究竟只是季节性的供应紧张，还是市场需求环境发生的变化，这是诸多市场相关人士共同关心的问题。

应该说，近期煤炭价格维持高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去年实施的276天工作日限产制度，极大影响了市场的煤炭供给。276天工作日制度相当于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将煤炭产能下降了将近20%，对煤炭市场价格形成了有效支撑。到了2017年年初，由于市场需求回暖，276天工作日制度虽然已经得到放松，但煤炭企业对于区域市场有一定的市场势力，或许由于煤炭企业已从该制度中尝到了甜头，煤炭企业没有轻易地增产降价。这就造成了一个表面上看起来违背直觉的现象：一方面煤炭价格维持在高位，煤炭生产的利润丰厚；另一方面煤炭“去产能”，煤炭企业似乎有大量的闲置产能而不愿意扩产，导致煤炭供应持续偏紧。

当然，煤炭价格能维持在高位，最主要的支撑在于下游需求的持续回暖。在中国的煤炭消费中，45%用于发电，另外将近40%用于炼焦、钢铁、化工等工业行业。而2016年下半年开始，电力和工业品需求开始出现回升。2016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了5%，而2017年1~5月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为6.4%，其中火电发电量更是增长了7.2%。同时，2017年1~5月份铁路货运量增长了14.7%，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22.7%，5月的PPI也上升到了5.5%。种种迹象都显示，能源需求正在复苏，这给煤炭需求和价格带来了基本支撑。

此外，煤炭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快煤炭价格的上涨速度，并造成煤炭价格的波动。即使是短暂的季节性供需偏紧，投机者也会加以利用，并造成较大幅度的市场价格波动。

从中长期上来看，煤炭价格的上涨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呢？由于能源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都针对煤炭，因此答案依然很不确定。

首先，从人均能源消费来看，中国还是处于很低的水平。2016年，中国的人均电力消费量约为4000千瓦时，人均能源消费量约3.1吨标准煤，均仅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或是日本、韩国一半的水平。以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增长离不开能源的动力，能源需求还是有增长潜力的。

其次，中国仍处于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城市轨道交通、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乡镇以及农村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果有政府支持，再形成一个基础设施建设高潮并非不可能。在能源需求较弱的时候，人们往往难以做出乐观的判断。但市场的嗅觉却要比绝大多数人都更为敏锐。而用电量、铁路货运量、企业利润等硬性的指标，也往往能给出更为直接且准确的预判。

综合来看，这轮煤炭价格上涨有短期季节性的原因，但更多的是能源电力需求提升导致的。为此，决策者可能也需要准备好应对的措施。相关的政策建议有以下几点：

第一，需要考虑放开对煤炭生产的行政管制。以行政的手段简单地对产能进行控制常常有悖初衷。合理的煤炭产能应该是动态的，需要根据市场的现实情况进行不断调整。考虑到煤炭企业市场势力的存在，以及监管部门无法准确掌握实际的产量情况，行政调控措施应该减少到最低限度，不能简单划定一个产能比例。这样做的好处是让市场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以避免出现煤炭价格大起大落。当然，由于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的波动，煤炭需求和价格波动难以避免，但能源供需会有一个自我平衡的过程。

第二，需要从宏观角度来看待煤炭的产能过剩。以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和增长速度，过剩产能的消化速度也可能是很快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煤炭在短期内也曾出现了数次需求增速与经济增长不同步的现象。虽然长期而言煤炭有逐渐被替代的趋势，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其依然是中国最主要的能源品种，经济增长与煤炭需求依然是正相关关系。经济在处于调整的时候，政府看到需求没有增长，而大量的产能又不断投产（这些产能大多是基于先前需求的快速增长而规划的），很自然地就会想到要用行政的手段压制产能。但从历史上看，这样做的后果常常会导致短缺：比如2004年的电荒。决策者如果无法掌握市场变化，则应该避免由于政策措施而加剧供需失衡。

第三，由于经济新常态和雾霾治理，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会加快速度。即使如此，经济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整还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济增长与能源电力需求增长会逐渐回到稳定的、比较高的比例。对于煤炭比例短期大幅度下降的预期，可能比较乐观。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