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律师” 死磕环境污染20年

拎起几本法律“参考书”，一笔一划地在横格纸上写下诉状，骆礼全又开始忙活起手头的新案子。

在重庆市铜梁县，这位小学二年级文化、没有“正经”职业的老人算是半个名人：在当地一些涉嫌排污的企业看来，骆礼全是难搞的“刺儿头”，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和他们作对；在一些官员眼里，这个老头儿为了死理儿“拗得很”；到法院露面太过频繁，就连老伴也经常抱怨：“你再这样下去，家里会饿死人。”

20年前的一起大面积死鱼事件，让骆礼全连同周围的几十名渔民一下子倾家荡产。因笃定死鱼由当地某企业违规排污造成，他走上法庭要求索赔，没想到官司却打得格外“旷日持久”——历经“六审六判”后最终败诉。

骆礼全却因此由受害者变成了“赤脚律师”，通过自学法律，他开启了义务援助之路：截至目前，67的岁骆礼全代理了90多起环境维权的案子，所在的铜梁县和附近的大足县最多，最远的甚至到了千里之外的广西田东县。

“他给底层的老百姓普及了基本的法律观念，也是他们环保维权诉求的一个出口。”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援助中心诉讼部部长刘湘这样评价。

骆礼全展示他20年的环保维权资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景烁/摄

“死鱼事件随时都在发生”

骆礼全从没想过自己会充当律师的角色。

1992年，重庆市铜梁县发展起“网箱养鱼”，骆礼全夫妇瞅准机会第一个行动起来。头3年，涪江边的这片鱼塘差不多每年能带给他10万元的收入，不少人戏称他为“百万富翁”。网箱养鱼随即被列为重庆“菜篮子工程发展基地”和铜梁县“三高”农业发展项目。铜梁县科委还有偿资助了骆礼全2万元。

“养起鱼来我可是名人哩。”骆礼全笑着说。

在他收藏的照片里，鱼塘附近修起了水上餐厅，与之配套的还有艘快艇。“那会儿大家到船上吃鱼，都要坐快艇玩玩。”他回忆，“每回上面来人考察都要领到我们家，领导指着我的鱼塘说‘你看看我们铜梁建设的网箱基地’。”

1997年，两次污染席卷涪江，骆礼全养在涪江的10万多斤鱼所剩无几，这个铜梁县安居镇最大的养鱼户破产了。

类似的还有几十家，年产2000吨的涪江网箱养鱼场被迫关闭。

经过调查，渔民认为，镇里的铜梁红蝶锶业有限公司曾向涪江排放污水，而污水中含量超标的有毒物质是鱼群死亡的直接原因。

这场“旷日持久”的索赔案就此拉开序幕：其后，当地渔民还起诉了环保局、水务局、卫生局等。从1998年“向有关部门讨说法”，到2001年提起第一起诉讼，2006年收到第4份判决书，骆礼全屡屡败诉。2011年，他申诉到最高人民法院，至今没有音信。

“最初只是想有个结果，没想到搞了这么久。” 他叹了口气，“这场维权的马拉松，我一跑就是20年。”

在这20年间，负责该案件的律师换了3拨。因为付不起代理费，骆礼全只得亲自上阵，“这案子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大不了我自己打下去。”

“官司战”之外，死鱼的情况也一直未曾停止。为开发天青石矿产资源、发展地区经济，继重庆铜梁红蝶锶业有限公司后，大足县龙水镇和雍溪镇又设立了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

这两家企业合称为重庆红蝶锶业有限公司，年产9万吨碳酸锶，一度被称为“亚洲锶王”。

据《中国环境报》早前报道，在重庆红蝶锶业有限公司的带动下，从1993年至2003年的10年间，铜梁县城周边方圆20公里内相继建立了十几家中小规模的碳酸锶生产企业。这些企业不少都“临水而建，生产设备简陋，且无任何污染防治设施”。

经历过死鱼事件的渔民，为了生存只好把网箱迁到其他“相对安全的地方”。可是污染却一直在持续，“没迁出的鱼死光了，迁出的鱼基本都中毒，也死光了。”

“死鱼事件随时都在发生。”骆礼全一字一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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