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碳排峰值先于能源消费峰值出现

何建坤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并曾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能源系统工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战略与政策。作为主要负责人承担多项国家科技计划课题及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曾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十一五”、“十二五”重大项目技术负责人，国家973科技项目首席科学家。现兼任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记者：您认为严重雾霾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何建坤：雾霾形成的原因很复杂，既有一次污染物的排放，又有二次污染物的形成。追根溯源这些污染物从哪里排出是相当复杂的，不同的专家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结论有很大区别。但是有一点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那就是化石能源消费形成的污染物大约要占到形成雾霾污染物的60%以上。因此治理雾霾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减少化石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目前来看，对化石能源的利用过程要加大治理力度，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如提高油品质量、减少散煤利用、加大煤炭脱硫脱硝力度等。但最关键的还是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总量，总量下不去末端治理的收效有限。“加大能源变革力度，促使碳排放峰值早日到来”记者：您认为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的内涵是什么？何建坤：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是世界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且变革力度也越来越激烈。我国提出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是顺应世界潮流的一个战略选择。国际社会的能源变革始于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直接动因是保障能源安全。为了保障能源安全，西方国家开始寻找替代能源，当时最主要的是核能、水电、风电等非化石能源。这些非化石能源当时被称作替代能源，意思就是用来替代石油，以缓解西方国家对石油资源的过度依赖。记者：就是说当时国际社会发展非化石能源的目的就是替代石油？何建坤：对，最初的目的主要在于此。除了积极寻找替代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也成为西方国家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措施。在石油危机之前，西方国家无节制地使用廉价的石油资源来满足自身经济发展的需求。石油危机之后，提高化石能源利用效率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主流趋势，节能开始成为工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部分，并与能源结构的转型一起构成了西方国家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的主要内容。记者：70年代西方国家的能源变革取得了什么成效？对我国有哪些借鉴意义？何建坤：发达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大多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能源需求增长相对缓慢，为非化石能源成为增量能源主力创造了环境，同时也使得非化石能源有条件逐步替代化石能源，优化了能源结构。因此，发达国家人均CO2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费大多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达到了峰值。西方国家能源变革取得成效的先提条件是完成了工业化，能源需求增长放缓，为能源结构转型创造了条件。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在一段时间之内，能源需求增长压力将一直持续，改善能源结构的任务就更为艰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克服困难，不能放任能源需求无节制增长，要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落实到位。只有当非化石能源新增供应量能够满足总能源需求增量时，碳排放才能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我国只有加大能源变革的力度，才能使碳排放峰值尽可能早于能源消费峰值到来，从而实现低碳转型发展。“把节能放在比开发更优先地位，使节能成为第一能源”记者：对于促进我国碳排放峰值早于能源消费峰值到来，您认为当下切实可行的措施是什么？何建坤：我认为首先是将节能放到更重要的位置。目前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将节能和提高能效放在重要位置，石油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开始注重节能，当时提出要把节能作为与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核能这四种主要能源形式并列的第五大能源。对于仍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我国而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能源消费在相当一段时期之内还要有持续的增加，我们面临的环境压力和碳减排压力形势十分严峻。因此，要进一步把节能放在比能源开发更优先的地位，使节能成为第一大能源。大幅度地降低单位GDP能耗，提高单位能源消费的产出效益，就是我们当前努力的目标和核心内容。其次是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要改善能源的结构。在这个过程当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核能仍然是我国新能源发展当中不可替代的一种重要能源形式。为满足我国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目前核电技术成熟，可以大规模地有效替代煤电。记者：有观点认为天然气发电也可以成为主力电源，您怎么看？何建坤：发展天然气也是一种重要的选择，虽然天然气也是化石能源，但是天然气和煤炭相比更为清洁、高效、低碳。天然气排放的污染物要比煤炭低得多，利用效率也比煤炭高得多，而且单位热值的CO2排放比煤炭低40%以上。所以，用天然气取代煤炭也是能源变革的重要选择。但是目前我国天然气供需并不平衡，因此，我国除了要通过国际市场和加大国内常规天然气的开发之外，也应该将开发非常规天然气作为改善能源结构，推进能源变革的重要选项，这也是解决京津冀地区雾霾天气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另外，天然气应该优先保证终端利用和民用，其替代煤炭的环境效果远大于替代煤炭发电。“第三次能源变革对我国是大机遇也是大挑战”记者：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专家，您认为当前的气候谈判对我国来讲是机遇还是挑战？何建坤：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是国际社会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形势所采取的一种主动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是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其中主要是化石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因此，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已成为推动当前能源体系变革的重要驱动因素。第一次能源变革是煤炭替代木柴，第二次能源变革是石油替代煤炭。这种变革主要是在科技进步推动下的一种经济行为。煤炭替代木柴是因为发明了蒸汽机，煤炭比木柴更适合。石油替代煤炭是因为内燃机的发明，使用石油比使用煤炭更方便经济。而当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能源变革是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它并不完全是因为科技进步推动下的经济因素，而是人类出于应对全球环境危机和促进人类社会与地球环境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因此，同前两次能源变革水到渠成不同，当前的能源变革是人类社会主动推进的一场更为紧迫的变革，因此也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需要国际社会一起努力，推进科技进步，实现新能源变革的目标。为达到新一轮能源变革的目标，将给世界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就业机会，成为世界新一轮技术竞争的热点和前沿领域，对各个国家而言都孕育着挑战和机遇，我国当然不会例外。记者：您认为在此次能源变革中我国应注意哪些问题？何建坤：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实现低碳发展，既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对策，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两者具有非常明显的协同效益。联合国环境署做过一个测算，以全球温升不超过2°C的目标和没有这样一个目标相比，未来40年之内全球每年会在新能源领域中新增投资1.2万亿美元，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发达国家要利用他们的技术优势，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技术，占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对于我国而言，在一段时间之内，政府仍需在推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最终推动我国可再生能源市场化的进一步完善。在能源变革的历史趋势下，我国只能参与这样的竞争，适应这样的潮流。我们要有自己的特点和竞争力，在竞争当中取胜，取得我国低碳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如果没有这样的竞争力，仍然固守高碳发展模式和落后技术，只能越来越被边缘化，丧失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会。所以，要积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以顺应世界潮流，促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