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物质能发展要统一规划

目前中国绝大部分生物质发电装机都是生物质直燃发电。同太阳能相比，生物质发电装机成本较低；同风电和水电相比，输出稳定，可以作为基本负荷。而且生物质锅炉国产化程度较高，还可以热电联供。但是优点如此突出的生物质发电目前在中国的情况却不能让人乐观，目前还有很多问题困扰着生物质发电的健康发展。
 
　　由于生物质电站装机较小，一般都在2万千瓦左右，所以这些电站的建设都由各省或自治区发改委负责审批，而省级政府出于拉动当地经济，吸引投资，增加就业的考虑，一般对生物质电站建设一路大开绿灯，如此一来，导致电站在某些秸秆资源丰富的地区密集布局，造成电站之间的资源竞争。而所在县市为了保护自己县市的电站，一般都会颁布行政命令，限制自己县市的秸秆资源输出到周边地区，这就导致了很大一部分处于经济性界限外，但又在行政界限内的秸秆资源受行政限制和经济性限制无法利用，造成资源缺口。

　　另外，我国也缺乏生物质资源利用的统一规划，国家除了推广生物质发电以外，同时也在推广其他秸秆利用方式，比如秸秆还田和秸秆气化等，这些政策无疑会同生物质发电竞争生物质资源，造成地方政府对秸秆的利用政策无法保持持续和统一。

　　目前中国生物质电站的秸秆收集方式主要分两种：一是间接收购型，电站通过农民经纪人向农民采购秸秆。如此，电站避免了直接面对数量庞大的农民，省去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而且可以仰赖这些有地方实力的经纪人保证生物质原料的定时定量供应，但是此种模式问题颇多，经常出现经纪人恶意抬价的情况，电站为了保证原料供应，不得不妥协。

　　另一种是直接收购型，电站设立直属收购站，向农民直接收购秸秆。此种方式虽然可以避免经纪人恶意垄断原料，但是电站却必须直接面对大量农民，沟通成本和收集成本很高，而且农民认识到秸秆价值后，也会坐地起价，有些农民为了增加秸秆重量，会往秸秆里面浇水，甚至掺沙和石头，这不仅使秸秆收购成本上升，还会造成锅炉损坏，所以一般收购站都会设立分拣流程，将沙石去除，这大大增加了生物质原料的采购成本。

　　另外，由于生物质热值较小，同等热值生物质原料的体积远大于煤，而且，生物质电站一般都建于农村，道路状况和运输工具都不佳，这都限制了生物质原料的收集半径，抬高了原料运输成本。由于原料无法保证，很多电厂为了发电，只能掺烧煤，这不仅有违生物质发电的绿色初衷，对锅炉也有损害。

风能、水能、太阳能、地热能，以及核能、氢能和未来的核聚变等均为物理态能量，需要通过涡轮机等复杂的技术和人为设施转化为电与热，风能和太阳能很不稳定和储能性差。生物质能则别具一格，是太阳辐射经植物光合加工转化后、以生物质为载体的化学态能量，既稳定又储能，用起来也方便。自人类学会钻木取火后，生物质能就一直是主要能量来源。它的原料易得，现代加工转化技术与途径多样，产品既有热与电，又有固、液、气3态的多种能源产品，以及塑料、生物化工原料等众多的非生物基产品，这些特质与功能是其他所有物理态清洁能源所不具备的。正是生物质的这种特质与功能，使人们在需要对化石能源进行替代时，首先也主要是利用已有技术进行生物质的直燃或混燃发电；利用甘蔗、玉米和纤维素等各种原料生产乙醇和生物柴油；利用畜禽粪便和城市污水垃圾等有机废弃物生产沼气。这是一种自然和科学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不是人的意志和政策导向所能左右的。谁看不到这一点谁就会吃亏。

据中国工程院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咨询报告资料显示，中国水电的经济可开发量为4.02亿千瓦，年发电能力1.75万亿千瓦时，开发程度32%；中国陆地风能（离地面10米高度）的技术可开发量为2.97亿千瓦，可开发面积20万平方千米，离岸20千米海域范围内技术可开发量1.80亿千瓦，可开发面积3.7万平方千米；可利用的生物质原料资源量为11.71亿吨标煤，其中48.2%来自农林有机废弃物，51.8%来自低质边际性土地上的能源植物。中国太阳能资源丰富，但目前尚无资源量的具体数据。

中国不含太阳能的清洁能源年可开采资源量为21.48亿吨标煤，其中生物质能占54.5%，大水电、小水电和风电分别占18.5%、8.7%和15.5%，核能为2.8%。生物质能的资源量是水能的2倍和风能的3.5倍。在区域分布上，水能资源集中于西部，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集中于西北和青藏高原，而生物质资源则富集于经济发达的东部与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