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型增长哪里来

现在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增长减速，其他问题都是衍生出来的。2010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大体是10%，从那开始就迅速降到了“十二五”时期的7.6%，从“十三五”开始进入6.2%的阶段。

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不同，我国是在非常低的人均GDP水平上就开始丧失了人口红利。由此看来，我国可能没有20年8%的增长速度了。优良的人口年龄结构能够导致生产要素供给更好、劳动力充足、人力资本充足，劳动力的转移还能使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所有的因素都会变化。

把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可以得出增长率缺口。如果这个缺口是负数，说明没有把生产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只有在负的经济增长缺口的时候，需求侧的宽松才能导致经济增长。如果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10%，而现在的增长速度是6%到7%，会得出负的增长率缺口，就会认为增长率缺口是源于周期性、需求侧的因素，就会期待政策刺激和V字型的反转。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下来了。经济减速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不是因为需求不足。

从生产角度来看，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问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劳动力的短缺导致工资上涨。与任何商品一样，数量出现短缺，价格就上涨。在一定时间内，工资的上涨可以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去弥补，但是如果劳动力短缺过于严重，工资上涨得过快，劳动生产率跟不上，就会导致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

二是新成长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逐渐下降。新成长劳动力包括毕业未升学和辍学两块，是每年能够真正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人。这部分人代表着人力资本的增量。从2014年到2020年，这个指标的增长率是负1.3%。

三是大量的资本替代劳动，导致资本劳动比的上升，结果是资本回报率下降。

四是资源重配效率空间缩小，传统模式的城镇化即将减速。过去经济增长既靠生产要素的积累，也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在中国，接近一半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自于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这种情况很可能也会越来越弱，甚至会逆转。真正的农民工增量就是16岁到19岁的农村人口，这部分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从去年开始减少。农民工的增长速度一定会大幅度的减慢，甚至近于零。这意味着急风暴雨式的劳动力转移实现的资源重新配置也即将结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也会大幅度的减慢。

一个共识是，过去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政策刺激方式已经失效，要提高潜在增长率，需要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眼于劳动参与率、生育率、人力资本、企业成本、全要素生产率，以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提高劳动参与率主要不是延长退休年龄，而是让农民工继续转移，在城市待下去。提高生育率、推动教育和培训有利于未来的增长。更重要、更长期的增长潜力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