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全面启动新引擎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未有实质改观的现状，2016年的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平稳增长，是决策层不得不直面的问题。”日前，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在召开之际，权威人士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对的外部环境，在新的一年里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目前经济下行压力短期不会改变，但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治理调整工作进展顺利，“十三五”开局之年全力培育发展新动力和新支撑，将成为全局工作的关键要务之一。

此前，12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已为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定下基调。针对明年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六大工作指向。除了加强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降低企业成本、扩大有效供给等这些需要继续坚持跟进深化的政策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满足新市民的住房改革，和推出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

该人士分析指出，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全新提出“新市民”概念，意味着“农民工”这一名词将彻底退出我国历史舞台。随着清理整顿房地产投机风险的各项工作和制度建设接近政策目标，将全力培育我国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消费功能，围绕着“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所产生的巨大的居住刚性需求，打破新一轮城镇化推进最直接的现实障碍。这将成为2016年乃至“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升级的新亮点和突破口之一。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解读说，从今年下半年开始，重点领域改革工作进度明显加快，国企和农村等领域整体改革方案相继推出，明年在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尤其在财税和金融领域，关系发展全局、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一系列具体改革举措，值得期待。

“新市民”重构城镇化新动能

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受访专家普遍认为，这项政策暗含的改革动向丰富而多重。

从表层而言，政策针对的是前期投资性房地产过热所造成当前房地产库存积压严重的问题。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后，此次会议再次对房地产发展作出政策部署，显示出中央在化解房地产库存方面的决心。

从深层而言，权威人士为本刊记者解读说，中央高层着眼房地产问题，更远更深的考虑在于加快“十三五”时期新型城镇化推进的大局。

按照常住人口统计，我国2014年的城镇化率为54.8%，而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5.9%，二者相差18.9个百分点，主要因素就是2.5亿左右的农民工。他们在城镇实现了非农就业，衣食行都发生在城市，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实现，也将享有越来越完善的城镇居民福利待遇。

唯独在其需求强烈的住房问题上，由于房地产业一度的投机炒作造成的高房价，和农村宅基地等土地制度改革的滞后，使之绝大多数只能在城市边缘临时性不稳定租住，处于“半城市化或不完全城市化”的“候鸟”状态。

与此同时，我国房地产库存日益严重。截至今年10月份，我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86亿平方米。按照我国人均住房面积35平方米计算，“空置”的住房可供2亿人口居住。如果算上全国各地的小产权房，住房过剩的状况更加严重。

“我们不缺需求，也不缺供给，缺的是有效的政策引导和制度改革，通过宏观调控、金融创新、户籍制度、宅基地置换和抵押政策等等，让数亿新市民能够在城市实现负担合理、安居乐业的住房愿望。”上述权威人士认为，这个过程一定是按照目前城市务工者普遍可承受的能力渐进推进，也一定会在“十三五”期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至于新市民住房制度改革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拉动力，那将是政策的结果之一，而非政策追求的最终目标。”

“这就把长期的结构问题与短期的周期问题结合起来了，既有短期的效果，也和长期方向一致。”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对此评价积极：把投机性房地产扭转到消费性房地产上，逐步释放出城市务工者的刚需，在满足“新市民”居住需求的同时，实现房地产存量的化解，既化解了存量并消除了房地产的金融风险，同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动力，可以实现一箭数雕的政策效果。

重大牵引改革开局“十三五”

“要深化改革开放，继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加大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从中央确定的这四大改革领域来看，受访专家认为，既能改善需求侧管理，又能释放供给侧动力。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目前国有企业在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行业、重化工行业分布较多。国企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

在专家看来，国企活力和竞争力的提升，必然会进一步提升职工待遇，如此扩大消费才有基础。因此，国企改革一头连着供给，一头连着消费，无疑具有牵引作用。

财税改革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既涉及到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也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税种的重新调整，还涉及到跨年度预算的平衡等，每一项改革都涉及中央、地方和社会各方利益的关注焦点。

金融改革则是当前的迫切任务之一。杨伟民表示，目前社会资金脱实向虚，实体经济失血严重，经济金融化、杠杆化、泡沫化严重，如此下去将危及经济根基，金融业也难以独善其身，所以中央对金融改革的要求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尤其是金融监管框架的改革。目前，我国金融机构体系越来越多样化，产品体系越来越复杂，交易越来越信息化，金融市场越来越开放，综合经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同时局部风险频繁显露，现有金融监管框架不适应现代金融业发展的需要。下一步要改革完善金融监管的框架，健全金融监管的规则，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

采访中，本刊记者了解到，最初确定的牵引改革中，并未提及社保领域。对此，王军表示，社保改革实际上是给整个社会增加了安全阀或保护垫。随着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力度的加大，以及去杠杆措施的推出等，都会产生剧烈阵痛。预计未来一两年全社会就业会出现一定紧张态势，这就需要社保来发挥兜底作用，“市场经济遇到周期性的波动，就需要社保制度发挥保障作用，为调整留出空间和余地。”

发力供给侧改革

具体到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要抓的关键点，会议提出，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要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实现市场出清。要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打出一套“组合拳”。要扩大有效供给，保持有效投资力度，着力补齐短板。

综合来看，卢锋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这些都是在围绕着供给侧改革来发力，对症下药。比如，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就是化解过剩产能的两大有效手段。“过去化解产能过剩主要是用行政手段限制投资，但这一次却是要求发挥市场的出清作用，淘汰僵尸企业。这是非常重要的政策转向。”

卢锋认为，周期性调整和结构调整，如果没有一套退出机制，企业仍然可以通过官方的信贷或地方政府的保护得以延续，最终周期性调整和结构调整难有突破。因此，在建立新周期、新结构的同时，要剪断与旧有结构和格局之间的“脐带”。

降低企业成本方面，卢锋表示，过去讲降低成本，一般是指降低融资成本，在这方面扩大金融准入以减少过高的收费需要继续推进。但在周期性调整背景下，市场的风险本身就高，一味要求降低融资成本可能会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此次会议的突破在于，提出要在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六方面降低成本。这有助于减少政府对企业决策的干预，给企业以更多发展自主权，实现轻装上阵。

在其看来，“扩大有效供给”，更是瞄准了当前中低端产能过剩而高端供给不足的现实症疾。提高投资的有效性，补齐发展短板，将能够加快出清短板行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真正形成中国经济新的核心竞争力。

“这些政策都不是着眼于短期刺激或者拉动需求来拔苗助长，而是通过改善中长期的发展潜力，反映出调控思路上的转变。未来将是需求与供给并重，更加注重供给质量和效率，提供更加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让人民群众能够共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王军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