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过去：人类的历史

“重新思考过去”，探究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史，是《重新思考人类》的第二部分[1]。它把人类文明分成觅食、采掘和自由三个时代，与作者把能源作为人类进步的原动力的观点，自然而协调，无懈可击。但讲历史不是目的，所以前两个时代“一笔代过”，着重的考虑是文明的“生命周期”和目前的现实……

1 人类1.0：幸存的时代

回顾人类历史，可以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成功的决定因素也截然不同。

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质量几乎没有改善，只能靠捕鱼、狩猎和采集动植物维持生存。这个时代，根本动力是生存。技术变革的进展极其缓慢，仅限于帮助生存的“便携式”工具和策略。肌肉“运输”、口口相传和人类记忆的局限性，限制了人们通过时间和空间，开发和传播技术进步的能力。

人类组织成几十或几百人的小群体。这些社区必然奉行平等主义，除了生存之外，他们几乎不使用其他用途的财产。没有储存食物的方法，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计划、寻找和收集食物、能量和材料上。

人类消耗了大自然的恩赐，意味着他们必须根据自然季节和气候流动来生活。他们必须灵活机动。领导力是分散的，合作对生存至关重要，因为团队需要而不是个人。在这个系统内，团体内的囤积和竞争是必须避免并接受惩罚的存在主义的债务。人类就在当地活动，大多可持续，尽管某些大型物种灭绝，局部森林被砍伐，景观也在变化。

幸存的时代的重大技术发现是火，它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提供温暖，保护人类不受捕食者伤害，为烹饪供热，也引发制作高级的狩猎工具。火也使人类有更多流动性，移居到更远、更多样化的地域。

有证据表明，幸存的时代对精神需要在增长。在拉斯科(Lascaux，现在的法国)、阿尔塔米拉(Altamira，西班牙)和塞拉达卡皮瓦拉(Serra da Capivara，巴西)，令人惊叹的洞穴壁画可以追溯到2万到3.2万年前，远远早于城市和农耕之前[2]。然而，采集生产系统不允许超越个人和部落生存的狭窄范围，这个系统代表人类无法突破那个时代冷酷的“天花板”。

据估计在“幸存的时代”，地球最理想能养活约860万人。靠狩猎、捕鱼和采集为生[3]，尽管人口总量经历了高度的波动，约在7万年前，人数可能降到1000-10000人以下[4]。到这个时代末期，世界的总人口大约是400万[5] 。

2 人类2.0：采掘时代

大约1万年前，其中一些群体，首先在新月沃土(美索不达米亚)，然后在世界各地的大约6个地区，开始了城市和农耕长期共同进化的过程，为未来的文明奠定了基础[6]。

从觅食转变为定居社区和农业既不是突然出现的，也不是预先注定的。的确，最初，农业不如觅食，因为它提供的食物质量较差，种类也少，而且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城市在许多方面也较差，例如，总体(人口、农作物和动物)密度较高，为传染病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但经过上千年的实验，城市居民发展了生产和组织系统，带来食物盈余、制造业和贸易，使它能够组织和支持更多的人，为人类开辟了巨大的可能性。摆脱为生存而觅食的需要，人类就能在诸如信息、食物、运输、能源、材料，以及社会和组织结构等领域实行专业化，进行创新。贸易使植物和动物杂交技术得以传播，使现有土地上的粮食产量增加，转而带来更多的人口、更深的专业化，进一步扩大了新技巧和技术的可能性。随着新兴城市的发展，在生产力、文化单一和过度拥挤方面，带来新的挑战，如疾病、瘟疫，为适应季节性需要储存和进口粮食。有高效组织系统的城市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加速它们的扩张，还进一步发展。

发展“势所必然”

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城市生产所需肥沃土地随之增加，推动了新技术和组织原则的需要，以帮助征服、开发和管理更多的人口和大块土地。采掘成了主流生产系统，开发成为组织系统的核心原则。城市在技术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利用远方的资源和人口，强制满足生产系统的需求。它们利用自然界发现的东西，最初是植物和动物，后来是其他资源，获得后进行“分解”、“加工”并生产他们需要或想要的东西，即食物、能源和材料。因此，早期文明发现自身无意中被“锁定”在一个竞争的系统中，驱动潜在增长的需求(“增长的必要性”)。富足的世界变成了以稀缺为基础的生产体系，“赢家通吃”。

在世界有限的地区内，这种生产系统的关键资源，即生产的土地、材料和劳动力，数量都是有限的。首先采掘、利用最容易和最便宜的资源，然后是“贫化”的。后来资源变得难以利用，需要提高采掘或生产的技术能力，或者得找到、利用新的资源。

这种生产系统是线性模型，以获得库存(如材料和食物)为基础，并处理大量的物流。为了保持系统运行，需要不断地输入。一旦释放了增长的必要性，一种自我强化的过程，即对资源的控制或获取的掠夺性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为快速扩张的城市之间争夺有限的资源，也需要军事力量，开拓土地、材料和劳动力。

在这个体系中，剥削和因此造成的不平等，“根深蒂固”。生产过剩的集中对于推动核心增长是根本性的，促进了进一步专业化和创新，也支持军事、技术和组织能力。就像人类开拓的其他任何资源一样，每个主导的文明，从苏美尔(Sumer)、希腊到罗马和美国，都服务于一个核心群体的需求，是性别歧视者、种族主义者和仇外者。他们使用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从徭役到奴隶制，以养活这个“核心”并发展它们的帝国。

这种“采掘”模式导致生产系统集中化管理，其内在的规模经济又加速了这种集中化。交通和通信技术的限制导致城市群集效应，而治理机构和系统的集中也在控制和管理各种文明。随着社会演变，这种集中的反映是等级制度日益增加。

人类成功的组织系统不再基于共享、“通才”技能和平等，而是所有权、专业化和不平等。领导权不再是分布式的，而是中央直接控制。储存和囤积不再受到惩罚，而是得到奖励。维持觅食生产的群体和组织系统，无法抵抗组织得更好、以采掘为基础社会的冲击。

需要稳定

然而，深层次稳定性的需要抵消了发展的必要性。社会繁荣、继续进步和发展，需要“自稳定”机制。没有社会稳定的发展导致混乱和崩溃，而没有发展的稳定性导致停滞和落后。组织系统通过其信仰体系、文化和治理结构，在创造必要的“推”和“拉”、平衡增长需求、保持稳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两种力量，即稳定的“阴”和发展的“阳”之间找到平衡，是主导文明成功的关键因素。

任何文明中“推”和“拉”之间如何平衡，显然取决于核心集团相对于他们试图控制或影响的那些群体的能力(技术的和组织的)。例如，埃及拥有强大的信仰体系和强大的军队，而在工业时代，人们需要通过政治民主赋予个人权力，享有保留劳动成果、拥有财产的自由。

3 重新思考文明的生命周期

在采掘时代，人类进步的轨迹既不是平滑的，也不是直线的，而是长期的增量变化，中间穿插着几个快速变化时期。这个过程反映了我们看到的行业瓦解，实际上反映了所有复杂、适应性系统的情况。

城市规模是社会能力的“指标”

从采掘时代开始，就看到文明在一系列阶段变化中的“相变”。一个社会能力的粗略“指标”是一个文明能支持的定居点的规模。城市的最大规模由当时的技术、组织系统(和地理)决定。回顾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社会能力(核心城市的规模)大幅跃升，随后出现新的均衡，接着进入“黑暗时代”。每上升一步，代表相对于之前安置规模最高点约10倍的阶跃(见图8)。

这些阶段的变化要么代表突破，要么代表崩溃。作为一种文明，突破找到了生产系统和组织系统共同进化的方法，使社会能力取得一个数量级的进步，而崩溃则是接近其极限，能力和复杂性退回到较低的阶段[7]。

突破与崩溃 [8]

历史表明，在信息、能源、食品、运输和材料五个基础部门中，一个或多个部门的技术能力有数量级的提高，就会引发一连串的技术改进浪潮，为其他部门、更广泛的经济以及社会本身，创造非凡的、新的可能性，使文明突破先前的边界，社会能力达到更高的水平。

社会突破时期不仅仅会出现新技术，而且会出现新的组织系统。它受新规则控制，有新的信仰体系、概念架构以及思维方式，能更好地解释世界，导致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影响、控制和管理社会。

从历史上看，就像我们看到的行业颠覆一样，这种突破性的进展都是由“局外人”领导的，他们可以利用已有的技术和知识，但没有在“过时”的组织系统内运营现职的“包袱”，也没有随之而来的变革阻力。事实上，从来没有领导下令做出必要的适应，突破并领导下一个更高的秩序(文明)。

文明利用正确、适应的生产和组织系统，而突破能开发出非常优越的技术能力。看起来他们就像拥有超凡能力的入侵者，可以压垮仍在现已过时的组织系统下运作的社会。例如，在黑暗时代远远超过欧洲列强的“中华帝国”，在1842年被英国舰艇的一个小队击垮。同样，早在1800年前到达不列颠群岛海岸的罗马军团，或西班牙征服者到达新大陆，都显得强大到“不可思议”[10]。

突破之后是扩张阶段。随着规模和范围的扩大，文明不能再在当地维持不动，而是要扩大控制区或其影响，从中获取支持它们的能源、食物、资源、税收和财富。

文明在地理上扩张时，财富和资源的数量，越来越多流向中心，创造了改善生活条件所需的财富，继续支持中心人口不断增长。但当它们的生产和组织系统受到地理限制时，这种财富和资源会枯竭，随着对偏远“省份”的控制或影响变得越来越昂贵和无效，进一步扩张的回报就会减少(或下降)。没有扩张带来“盈余”不断增加，经济增长就开始放缓。拥有类似能力的竞争对手的出现，会使问题“加剧”。

在它们扩张的某个时刻，文明会越过一个门槛，进入一个“缓冲区”，它们在其中仍然可以生存，甚至在相对长的时间内繁荣发展。然而，由于它们集中而脆弱的结构，对影响生产能力、维持自身对冲击作出反应的能力有限，“单点故障”会使整个系统固有地脆弱。这种冲击可以是环境、军事(战争和入侵)、社会政治(不平等或过度剥削导致叛乱或内战)或流行病。环境冲击可以是外生的(历史),如气候和降雨模式的变化导致干旱或洪水,也可以是自己造成的,如过量灌溉造成土壤肥力下降、土壤盐碱化、森林砍伐、或是密集的农耕,所有这些都影响文明养活自己的能力。稀缺资源过度开发，同样会影响能源或材料供应。当它们达到地理扩张的极限时，文明就不能再扩张，以开发更多的土地或资源来对付这类的冲击了。

扩张时期终结的影响，可能会随着狭隘、内含的利益集团(宗教、战士、君主、商业或贵族的)寻求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复杂化。没有扩张带来的轻松收益，它们会借助“采掘时代”导致财富集中的规模经济的帮助，越来越多地从社会内部收取租金。这些集团可以在许多层面上抓住政府，将财富、利润私有化，集中起来，而将风险和浪费“社会化”。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一个榨取式的反馈循环，让这些利益集团获得更多的利润。最后的结果是利润和财富集中在更少的人手中，不平等加剧，社会凝聚力和支持减少。

随着系统变得更加集中化和“杠杆化”，变得不再那么强健，更不稳定。逐渐地、很小的冲击也会威胁它的存在。在过去，通过鼓励思想多样性、思想交流和“催化”，以及对新思想和新人才的开放，帮助它取得成功，但现在这种开放却反过来，成了对变化和适应的约束，导致长期生存必需改变的失败，组织系统在需要可塑性适应时变得僵硬。变化发生得越快，系统就越不稳定，导致人们越来越渴望社会稳定，维持现状。

这就是所有文明在采掘时代的根本缺陷。采掘式、剥削式、“赢者通吃”的生产系统，主要是为中心有用的产出-收入最大化。忽略了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生产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今天称之为外部性)。的确，与那些不这么做的文明相比，那些在纠正方面做得太过分的文明，在长期的竞争中妨碍了自己，造成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内在冲突。以前所有的主导文明都对这些影响的长期效应视而不见，短期优先于长期，狭隘优先于共同利益，直到“想有所为”，但“为时已晚”。

没有地理扩张的可能性，增长只能来自突破性的进展，技术能力数量级提高和新的组织系统，使文明能从它们现有立足点上生产的更多。除此之外，唯一的选择是减少消费。这在现有体制下生活，然当导致其成功的基本信念、制度和奖励体系建立在推动增长的基础上时，几乎不可能自愿地去做。事实上，这两种选择存在直接冲突，削减生产规模会减少盈余，也减少了支持突破所需创新的投资。

这就是崩溃的背景。像以往一样，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很少有简单、线性的因果关系，变化来自系统中所有部分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崩溃的直接原因通常是流行病、侵略、社会动荡、长时间的干旱或环境恶化[11], “上下文”已经设定，即一个文明已经超越了自身可维持的限制，各级已经失去了适应的能力。

文明很快就会进入“死亡漩涡”。生产能力减少降低了盈余，不能有效供给中心权力结构，如国家官僚机构、经济、军事和宗教精英。随着盈余的减少，削减教育、用水、保健、社会服务和技术发展等的社会支出，导致对系统的支持减少和生产能力进一步降低。面对崩溃，文明更不适应，会倾向于加倍努力以前的工作：更多的榨取、更多的禁闭、更多的流血牺牲，或权力中心更加集权，无论是国王，皇帝，或支持他们的精英。虽然这些行动“定位”为解决方案，但却是濒临崩溃系统的“创可贴”(权宜之计)。更重要的是，它们加剧了导致崩溃的问题，加速了崩溃。随着税收和债务的增加以及货币贬值，这种负面的反馈还在继续，“为了当前出卖未来”，进一步破坏了本已脆弱、并不稳定的系统。

每个领先的文明，从恰塔胡由克(Çatalhöyük)、苏美尔到巴比伦和罗马，都以这种方式崩溃了，无法适应、突破他们文明的能力边界。黑暗时代随之而来，代表社会复杂性的逆转，能力下降到更低水平。这个崩溃过程发生得非常快，在肥沃的“新月地带”和东地中海世界的所有领先的千年文明，都在短短一百年内(公元前1250年至1150年)崩溃了，其中许多再也没有回来[12]。

工业文明的出现

随着罗马帝国崩溃，地中海盆地和它的腹地进入一个新的较低的秩序，称之为黑暗时代。随着欧洲分裂并遭受宗教教条、贫穷、暴力和无知的压制，技术和组织能力急剧退化。几个世纪以来，即使是统治精英，包括皇帝、国王和骑士，都是文盲。从8世纪到10世纪，欧洲的主要出口商品是它自己的人民——受奴役的人[17]。

罗马帝国崩溃近一千年后，新的思维方式在中世纪社会内部慢慢浮现，质疑令人窒息的宗教教条，更好地解释世界。伴随着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出现了新概念架构，帮助推动了一些非凡的技术创新，为新的机械化生产体系奠定了基础。

材料(先是钢铁)、能源(蒸汽机)、交通(铁路和蒸汽船)和食物方面同步的进步，在整个经济中开启了以前无法想象的可能性，导致一连串的技术进步浪潮，改变了社会。浮现的新的工业生产体系开创了新的文明，最终在1800年突破了罗马秩序的能力边界。

级联技术进步

正如所见，印刷图书促进了新兴工业秩序的第一波技术进步。信息和通信成本的急剧下降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参与、知识分享和发展的机会。这是一个平台，借此随后的科学理解的发展得以建立，奠定了工业革命的基础。

第一批印刷机是小而分散的，少量印刷大概只有100份，后来印刷量变大，多达500份甚至更多。规模经济促使该系统变得更加集中，因为盈利需要每个出版物印刷更多的副本。电报和电话的发明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成为可能。

信息传播是“推送”模式的，出版商在广泛发布信息之前先决定哪些内容要集中发布。18世纪出现的报业有着同样的结构，受同样经济现实的驱动。基础设施高成本、分销渠道稀缺和规模经济导致集中化和“准入门槛”高。结果，大型报业集团控制了新闻的流通。广播和电视的出现，遵循了对消费者集中访问的相同模式。为配合这一结构，出现了控制有限频道的集中监管，即政府可以监管报纸、电视和广播，并影响它们传递的信息。

其他基础部门的进展也遵循类似的模式。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 )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先后开发了可行的新能源技术——蒸汽机。这项发明使运输、采矿、能源、农业和制造业等多个领域的颠覆性产品得以诞生，也开启了工业革命。这个时代的机器，依赖化石燃料驱动生产，首先是煤，然后是石油和天然气。蒸汽轮船、火车、汽车和飞机在速度和航程上都有数量级的提高，使它们能够进入整个世界。出现了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规模更大的集中生产系统，以收获、采掘、处理资源，并分配得到的产量。

工业文明组织系统

在共同进化的过程中，随着非凡的技术进步，工业秩序组织系统应运而生。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带来的思想、信仰体系和概念架构的新模式，催生了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这些体系共同影响、管理和控制全世界数亿个人的行为和行为。对规模、范围、集中和等级的需求定义了工业生产系统，它反映在工业治理结构、机构和地缘政治中。

在黑暗时代，宗教在解释世界和治理世界方面都起了作用，但不再提供竞争优势。它被分拆，被经验主义和民主取代，它的目的转变为提供社会遵从性、使命感和稳定性。那些政教分离、信奉科学思想的国家，比那些围绕宗教教条组织起来的国家进步得快得多。像尾骨或阑尾，人类进化的过时残余，组织系统的早期秩序经常保留下来的遗迹。它们偶尔会突然爆发，造成破坏，并被外科手术式地移除，但总体而言，它们在主要国家的重要性方面有所减弱：君主政体仍然存在，但绝对权力被剥夺，宗教和种族主义教条只是努力回到想象中的“黄金时代”。

科学思想试图把世界分解成更小的部分来解释世界，专注于简单、线性的因果关系。这种可以把世界各个部分解释到亚原子水平的简化思想，与新兴的生产技术和系统非常匹配。它反映在教育、工业、科学、学术界、政府和日益专业化的劳动中，因为已把复杂的整体分解成可管理的部件、学科或部门。

因为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知情和赋予权力的民众，要求长期被剥夺的权利，中世纪的治理结构和机构被推翻了。日益抵制现行的等级制度和限制性社会政治结构，为出现今天所珍视的关键指导原则、信条和组织机构提供了背景，如个人权利、民主、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贸易、政教分离和民族国家。

治理结构的演变反映了全球化生产系统的属性。规模和范围很重要，也提供竞争优势，所以欧洲的城邦和公国演变成为民族国家，即秩序的主要组织结构。只要拥有足够的影响力，确保获得资源和市场，没有任何国家需要直接控制其他国家。全球治理结构、机构和协议也逐渐涵盖需要跨国界合作的问题，但这些都是为了促进民族国家权力中心的利益，而不是取代它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国家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通过共同的历史和经历、语言、文化和信仰，激发了忠诚的纽带，以至于他们的公民认为他们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限制，意味着血缘关系是地方性的，作为一个“部落”对国家的忠诚。

民主是以最适应治理的体系出现的，它使自我组织、实验、竞争和适应性决策成为可能。它允许基于功绩(在某种程度上)的选举而不是继承。它能驱逐那些没有采取行动或违背公共利益的人，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即使在困难时期也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出现了一系列制衡机制，为长期决策提供了稳定和确定性，确保难以进行彻底的变革。在决策过程中，这些民主的要素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从理论上确保领导人为了更大的利益，把个人利益放在一边，这是君主们不具备的。

要想在新兴的工业生产体系中胜出，就需要鼓励更广泛的人群进行创新、投资和努力工作，而这些人在新思维方式方面受的教育也越来越多。小核心再也不能通过暴力、恐惧或滋生顺从(推动)的信仰体系，统治更广泛的人群。新体系注重奖励和激励以及个人自由观念，胜过其他替代体系。

因此，广泛的财产私有制、法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成为最适合工业生产体系的经济形式。自由市场分配资源、劳动力和资本，虽然并不完全有效，但比集中式决策替代选择好得多。这个体系鼓励创新、对未来投资和冒险，因为个人能够保留更多努力的成果，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推动增长。其它所有制形式的试验，因扼杀了投资增长的动机，举步维艰。

在资源稀缺的框架内需要刺激增长，导致容忍(或鼓励)不平等以推动增长和需要社会团结之间的紧张关系。成功的社会，为了生存，通过重新分配财富维持稳定，从而维持不断扩张的核心群体和被剥削大众的支持。

由此产生的社会契约允许个人以劳动换取资本，并为大多数公民提供了某种形式的安全网和发展的机会。这个契约允许数百万人自我组织，创办新企业，推动大规模生产系统。这就在开发他们的技能和知识投资方面，创造了激励和安全，推动了各层次的专业化和发展。

过了很长时间才出现这种新工业秩序的制胜模式。它不是个有计划的或线性的过程：技术、组织系统和地理环境彼此相互影响对方的发展来决定赢家，直到最终这个秩序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管理、影响和冲击人们的活动。在很多方面，这是个自我催化过程。

从本质上讲，我们今天的组织体系的核心与最初出现时相同。提取的DNA基本保持完整，同时在循序渐进的适应，以提高社会能力。与所有以前的文明一样，生产的采掘系统继续为中心人口群体服务，同时剥削其他群体。例如，在美国，“我们人民”的最初的意思是“我们盎格鲁人、白人、男性地主”。随着国家的扩张，它需要更大的核心维持稳定，因此成员的范围扩大到以前被排除在外的那部分人：首先是其他北欧人，然后是南欧和东欧人，非土地所有者和妇女。《宪法》允许通过修正案扩大权利，但并不邀请宪法赋予权利的所有群体都成为中心人口的成员。

结语

叙述人类的历史，标出人类文明发展的源头，目的是阐明现在的“来历”。所以一切从简，重点是现在，为新的征程寻求历史的必然性。

作者始终着力探究的文明进展的“原动力”是能源，而信息技术是“先锋”，基础深厚而坚实，难以撼动。也有不同的叙事，但首先要有说服“自己”的能力，能给面对的现实问题提供指导，才能教育、说服普罗大众。

资料与注释：

1. James Arbib & Tony Seba, Rethinking Humanity—Five Foundational Sector Disruptions, the Lifecycle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Coming Age of Freedom, RethinkX, June 2020

2. The Mysterious World. Top 9 Most Amazing Cave Paintings. Retrieved from here.

3. Tellier, L.-N. (2009). Urban World History: An Economic and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New York.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4. Kane, S. (2016, March 18). The human race once came dangerously close to dying out – here’s how it changed us. Business Insider. Retrieved from here.

5. Scott, J. C. (2017). 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1 edition).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from here.

6. Ibid.

7. The scale of breakdown depends on the complexity and scale of the society. Simple early civilizations in the Fertile Crescent did not have far to fall (relatively speaking) – the region could support a number of independent proto-cities, so while an individual city might collapse, others of similar capabilities continued to function. As civilizations grew, there was less scope for regions to support multiple civilizations in this way.

8. There is plenty of literature that deals with the collapse of civilizations. Two of the best are Collapse by Jared Diamond and The Great Disruption by Paul Gilding.

9. After Rome’s collapse, several cities (like Baghdad, Hangzhou, and Beijing) achieved Roman Order societal capabilities (in terms of a city size of one million people).

10. Morris, I. (2011).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 London, United Kingdom: Picador.

11. Ibid.

12. Mark, J. J. (2019, September 20). Bronze Age Collapse. Ancient History Encyclopedia. Retrieved from here.

13. Morris, I. (2011).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 London, United Kingdom: Picador.

14. Taagepera, R. (1979). Size and Duration of Empires: Growth-Decline Curves, 600 B.C. to 600 A.D. Social Science History, 3(3/4), 115-138. Retrieved from here.

15. Schwartz, R. K. (2004, October). All Roads Led to Rome: Roman Food Production in North Africa. Repast, 4, 5–9.

16. Morris, I. (2011).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 London, United Kingdom: Picador.

17. Frankopan, P. (2015, August 27). 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 Oxford, United Kingdom: Bloomsbury Publishing.

18.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