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危机叠加,中国经济如何涉险过关?
三大危机叠加,中国经济如何涉险过关?对话嘉宾张大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主持人)姜增伟(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贸促会原会长)朱光耀(财政部原副部长)王一鸣(国务院发
对话嘉宾
张大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主持人)
姜增伟(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贸促会原会长)
朱光耀(财政部原副部长)
王一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今年以来,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但中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一季度经济下滑的态势在较短时间内得到了扭转,二季度经济增速明显好于预期,经济呈现稳定转好的态势。同时,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复工复产有序推进。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仍面临较大压力。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
在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交错叠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成功涉险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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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运行
张大卫: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蔓延,长尾效应更趋明显。从我国来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应该说走在全球前列。但也要看到,经济恢复还是不平衡的,就业和中小企业仍面临困难,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仍面临较大压力。这种背景下,我们如何看待当前的形势?
朱光耀: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由新冠疫情引起的三大世界性危机。
一是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我们痛心地看到,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国还没有形成合力来应对危机。
二是全球经济危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导致全球生产停顿、生活停滞,对生产各个环节造成重大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负增长4.9%,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经济正增长。我们需要特别警惕,全球生产停滞会不会由于第二波疫情而更加恶化、持续时间更长?如果全球经济不能在明年复苏,要拖延更长时间,对全球将是极大的摧残。
三是全球治理危机。二战以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中心,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支柱,同时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专门机构都发挥重要作用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它所代表的全球秩序,正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如何应对这三大危机的挑战?我们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国有着极其庞大的国内市场,这是我们发展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
姜增伟: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对当前国内外形势和未来趋势的判断。首先要满足国内需求,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运行,而是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更加联通,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和持续的发展。关键在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优势。核心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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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新格局挑战重重
张大卫: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面临哪些挑战?
姜增伟:
需求结构失衡,消费明显不足。从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来看,我国存在消费不足、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需求结构,要求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我国有14亿人口的市场,特别是现在已经形成了高中低端消费群体和高中低端消费市场,且消费群体和市场处于提升和潜在扩张阶段,中国的市场潜力是巨大的。
需求结构失衡的背后,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例偏低,长期在50%以下。当然了,消费环境、产品服务和质量,特别是农产品卫生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对消费也形成明显的制约。
王一鸣:
疫情以来,新增的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大幅提升,今年上半年新增贷款超过12万亿,这个力度是很大的。这会推动宏观杠杆率上升,也会带来风险积累,并增大中后期风险释放的压力。逆周期调节主要针对的是疫情冲击带来的短期问题,但是也要为解决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留有余地,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要把握好短期刺激政策与中长期防风险的平衡,不要为以后留下隐患,因为风险的暴露往往具有滞后性。
新增的流动性会不会流入房市、股市,刺激资产价格上升,并扩大收入分配差距?这些都是在采取短期逆周期调节政策时要积极防范的,所以说要把握好政策的节奏和力度。
姜增伟:
我国产业门类比较齐全,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这些是客观的优势。但我们必须看到,在高端制造方面,我们还存在明显的短板。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在35项关键核心技术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明显。在很多方面,我们离不开其他国家的核心技术,包括通信、核电等。比如由集成电路延伸,还可以关联到核心工业软件、光刻机、铣刀、高端轴承等。
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导致我国经济循环对外依赖程度较高。我们每年需要大量进口高端原材料和零部件,加上不少产品出口依赖国际市场,因此形成较高的贸易依存度。尽管已经有所下降,但在主要经济体中仍属于偏高水平,甚至高于向来被认为出口依存度较高的日本。我国居民出境旅游、境外消费年度总额高企,从侧面反映出国内供给不能有效满足消费需求的问题。工业需求不匹配、经济循环不畅通的根本原因,是产业水平相对较低,发展质量不高,不少产业处于全球分工的中低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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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留有余地
姜增伟:
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一系列工作需要突破。
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首先要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的方向要清晰,为扩大居民消费奠定坚实的基础。除了提高个税征收门槛之外,还要逐步提高国家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包括提高农村居民医疗保险标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农村贫困户返贫。其次要加快建设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解决困扰广大居民的上学、看病等问题,减轻居民在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和压力。
完善市场体系,特别是内贸工作的规划要加强。我曾长期负责餐饮业的管理工作,事实上餐饮店的准入门槛是相当高的,包括门店的环境条件等在内,都有一套国家标准。尽管有标准,但有一条,很多开店主体本身能力有限,比如对夫妻店来说,实际上规则已经超出了办店主体的能力,所以这些年餐饮业曝出的问题很多。我认为对餐饮业,一方面应鼓励,另外一方面应严格管理。有关部门应在前期打好基础,包括网点布局规划、财政金融税收等,从前置角度规避问题的发生。在城市规划布局时,打造更多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平台,构建良好的消费环境。
王一鸣:
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调整,区域化、近岸化的特征更趋明显。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显得尤为紧迫。要考虑怎么把现有的外资企业稳住,把外商投资法和配套法规进一步落实好,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限制,提高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姜增伟:
为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还要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补齐供给短板,提高供给效率。补齐芯片等关键零部件的短板,尽快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目前,国家已经设立了专项基金,也出台了专项文件,关键要加快落实。同时国家有关部门要做好相关产业的发展规划,引导地区、企业形成合理分工,建立健全产业体系。
我国不少领域的装备制造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比如半导体制造设备链。现在需要国家组织合力攻关,在较薄弱领域尽快取得突破,实现整线装备能力的提升。另外,补齐软件系统方面的短板,包括在操作系统、软件设计、专用设备软件等方面,组织企业攻克难关。
建议国家出台系列专项政策,推动形成国内大循环,强化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融合。加大政策激励,提高装备的国产化率。引导企业更多地建设柔性生产线,既能满足国外用户需求,也能满足国内用户需求。鼓励外贸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建立国内分销体系,加大出口转内销力度。同时还要继续积极开拓国外市场,把提高国际竞争力作为提升我国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推动力。
王一鸣:
保企业的重点还是保中小微企业,要确保已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降低工商业电价政策、减免房租政策等能够足额落地。运用好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保住了企业,稳就业就有了更大的空间。
姜增伟:
加快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经济全球化潮流暂时受挫,区域经济合作潮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化趋势明显。要充分利用国内大市场的吸引力,加快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原定的合作项目要继续开展,还要高举合作抗疫的旗帜,展开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的合作,提高沿线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能力。
王一鸣:
要更加注重依靠改革,来激发市场潜能。越是面临挑战,越要深化改革,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疫情提供了倒逼改革的机会窗口,此时更容易达成共识。
应加快推动一些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比如加快落后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的出清,把沉淀的生产要素配置到更有效率的领域;利用民法典实施的有利时机,营造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知识产权的市场环境,激发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公正、公开参与市场竞争;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这些改革,将对释放经济增长潜能、增强未来经济发展动力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