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体制改革与能源转型需齐头并进

:对于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而言，2020年是承前启后的一年。五年电改，深水前行，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电价降低，市场化交易持续扩大，市场建设成效初显，输配电价改革实现全覆盖，市场主体参与意识逐步增强，综合能源服务、储能等新业态不断涌现，电力体制机制创新不断赢得新突破，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电力企业管理”ID：zgdlqygl）

电力体制改革走完了这一阶段，即将迎接新的征程。改革的任务仍然艰巨，现有矛盾尚未完全理顺，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电力市场化之路。与此同时，“十三五”即将收官，“十四五”预研开启，为了深入探讨“十四五”能源电力规划如何与电力体制改革有效衔接，本刊记者专访了华北电力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互联网研究中心主任曾鸣。曾鸣在采访中表示，尖峰时段供需结构优化、清洁能源消纳、能源数据生态和综合能源服务是新时期、新形势下能源电力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十四五”期间能源电力发展的重点任务，也是电力体制改革需要面对的挑战。“十四五”期间能源电力的发展主旋律是能源转型，而能源转型与电力体制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完善的体制机制和成熟的市场模式是助力能源转型加速推进的“引擎”。

“放开两头”的成效与阻力

在2002年、2015年两轮电力体制改革的冲刷下，可以看出电力行业及企业的传统色彩正在渐渐淡去，多元开放的市场格局正逐步形成。曾鸣表示，对比18年前的“5号文”来看5年前的“9号文”，虽然两轮电力体制改革的核心都围绕“放开两头、管住中间”这条主线，但从实施效果来看，在“放开两头”发电侧的这一头，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这体现在发电侧放开的程度更加彻底，放开模式更加灵活合理，市场化交易规模明显扩大；以“风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陆续进入市场，风电、光伏即将迎来平价时代和全新的发展道路；电力辅助服务试点范围不断扩大，给新能源消纳、电力市场交易、新兴产业发展带来利好，进一步促进了电力资源优化配置。

“无论是从平台建设、市场规则还是监管机制来看，都显示出了发电侧的开放程度显著提升。除了中长期交易，现货试点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之中，辅助服务等配套市场也在逐步探索与构建，交易价格、机制和品种也在不断的优化与完善之中。这几个方面可充分体现五年来发电侧放开的程度。”曾鸣说，“‘十四五’期间，电力体制改革要想突破，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市场建设。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必须要考虑到电能量市场与配套的各种辅助服务市场。目前，电力市场仍然以传统的煤电为主，而可再生能源、储能、需求侧响应等资源如何进入市场，需要在‘十四五’期间认真加以研究。”

“放开两头”的另一头即用户侧的放开，原本被认为是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所释放的最大红利和改革的最大亮点。但目前在各方博弈下，增量配电项目推进缓慢；售电公司资质参差不齐，大多业务寥寥，处于艰难求生或自生自灭的状态。

对于增量配电推进速度太慢、效果不够理想的观点，曾鸣认为，增量配电的改革需要考虑中国国情、外部环境和现有政策，其中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约束条件，比如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用能需求、用电结构不尽相同，环境容量、普遍服务、交叉补贴、能源结构等都是约束条件，不同地区推进增量配电项目会遇到不同的情况和问题，在评价增量配电的推进时，需要理性、客观、综合性地考虑到各种制约因素。“目前增量配电的推进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果想要更好地发挥‘9号文’中对于增量配电网改革所期待的效果，需要从政策、体制、机制、市场、监管等五个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曾鸣表示。

目前，电力中长期市场与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场的协调运作机制尚未建立，各类市场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协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售电市场的进一步放开。曾鸣认为需要有相应的市场机制来激励独立售电公司去提升用户的用能效率，同时，让需求响应资源进入市场，促进独立售电公司从单一赚取价差的传统商业模式升级成为负荷集成商，开展综合能源服务。“售电业务和增量配电的推进都要注重因地制宜，应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提高效率，让终端用户得益。”曾鸣说，“增量配电，不能仅仅是为了电力，售电公司也不能仅仅是售电，二者都应该在综合能源服务、多能互补、就地消纳、分布式微网的层面上来考虑发展战略。”

综合能源是破解转型瓶颈的“良药”

当前，全球能源正在向高效、清洁、多元化的方向加速转型，在世界范围内清洁能源大比例地被采用，传统能源占比越来越低，各国高度重视能源安全。曾鸣认为，“十四五”期间，电力规划的主旋律是能源转型，而且是以电力为中心的能源转型，“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需落到实处。这不仅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也是“十五五”乃至未来长期的能源发展重点任务。目前，在我国能源生产中，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随机特性突出，系统灵活性资源不足，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瓶颈，能源转型进程受阻。因此，“十四五”期间电力体制改革与电力市场建设的一项关键任务是助力可再生能源在系统中的高比例应用，通过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来解决可再生能源大规模进入市场、大规模并网等问题。

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跃居全球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装机量之首，但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消纳、市场交易中存在的难题仍未找到有效的应对方式。与此同时，传统化石燃料发电企业发电量不断被压减，经营压力与日俱增。对此，曾鸣认为，“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供应方面要实现系统整体优化、多种能源互补的供应模式，大力改善各种能源单独供应、互补水平低的现象，充分运用储能技术，在供应侧大力发展综合能源，提高供应侧的竞争力，这是未来发电企业重要的战略方向。

“大力发展综合能源，并且是以电力为核心的综合能源，是‘十四五’电力发展的大势所趋，这其中包括分布式能源、分布式微网、城市智慧能源等重要课题。综合能源可促进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系统中的高比例应用，让可再生能源通过与其他能源形式打包的方式进入市场。我一再强调，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利用、增量配电和售电业务有效开展、需求侧响应资源充分利用等都需要围绕综合能源的发展来实现突破。”曾鸣说，“对于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非水可再生能源在未来几年内要发展到什么程度，在系统中占据多大的比例，必须站在综合能源系统、多能互补的角度来考虑，以此为抓手推动能源系统逐步向清洁低碳转型。在综合能源系统中，传统能源与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进行互补，不仅可以推动可再生能源比例逐步提高，减少弃风、弃光，同时也能缓解传统发电企业的经营难题，从而实现更安全、高效、经济的能源发展。”

在发展以电力为核心的综合能源上，曾鸣认为，首先，在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如西北、西南、东北等，需要深度研究当地可再生能源如何与传统化石能源发电资源进行互补和打包利用，着力于整体供能系统优化，循序渐进地推进发电侧的低碳供应；其次，充分利用储能技术，通过储能来平抑可再生能源的不稳定出力，不仅是发电侧，储能在电网侧、用户侧的应用前景也十分广阔，系统测算需要在加入储能这个因素的情况下来进行；第三，分析需求侧的用户类型和消费特性，最大限度挖掘需求侧资源中的潜力；最后，有效应用“大云物移智链”等智能化设备和数字技术，实现能源电力系统中信息的即时接收和处理，这不仅有助于提升能效，也可促进各类市场主体为用户提供丰富多样的综合服务，丰富其服务类型和消费者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