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招激励环保标兵 钢铁行业呼吁差别化管理

7月13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常务副会长何文波在“2019年（第十届）中国钢铁节能减排论坛”上表示，对于钢铁行业产量的增加，当前更要关心清洁产能是否足够，社会的激励机制一定要导向那些环保水平先进的企业。超低排放是钢铁行业绿色发展的一个新起点，但是目前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不少技术难题，需要行业内外共同协作、联合攻关。

更应关注清洁产能

今年以来，钢铁行业利润不尽如人意。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一季度行业实现利润548.6亿元，同比下降36.7%。近期，铁矿石价格暴涨，粗钢产量猛增，钢价下行压力加大，钢厂利润被进一步压缩，今年上半年钢铁行业利润也不容乐观。

统计数据表明，前五个月钢铁增产了3744万吨，增量的98%都用于满足国内钢铁消费需求，其中2/3是满足建设领域的需求增量。何文波指出，事实上，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应引起关注：今年前五个月的钢铁生产增速为10.2%，但占全国钢铁生产总量近80%的钢协会员企业的增幅为6.2%，而非会员企业的增幅为23%，这些企业的生产增量占了总增量的54%。这部分增长的清洁程度是值得调查的。

“我们关心的不仅是产能是否过剩，当前更要关心清洁产能是否足够？”何文波强调，在钢铁需求一定的情况下，让实现了超低排放标准的生产企业充分发挥，同时限制排放较高的产能才是降低环境影响的正确做法。

实施“差别化管理”

在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不过，在当前钢铁行业利润逐渐下滑的背景下，推进超低排放改造仍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势必增加企业负担。

“各级政府都在加严相关考核和督察力度。今年以来，我们在超低排放改造方面就已投入了几十亿元，接下来还要继续投入，但利润却还在减少，今年6月份，我们的吨钢利润降至了100元左右，7月以来的吨钢利润就更少了。”一位来自河北的一家大型钢铁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但我们企业跟其他企业一样，错峰生产和限产是一个都不少。

何文波指出，产能利用率高低是经济问题，而实际排放水平高低才是环境和生态问题。“一些环保投入较大的钢铁企业反映，为了实现超低排放，他们的环保运行成本已经达到了每吨260元到270元的水平。”何文波表示，推行超低排放是钢铁产业绿色发展的必要举措，局部地区的阶段性限产也是当前发展阶段不得已的保护性措施。在不得已限产过程中，对不同环保水平的企业实施“差别化管理”是至关重要的，监管机制一定要鼓励创新者，保护先进生产力。

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也响应了何文波的观点，他表示，对钢铁行业实施重污染天气差异化管理，根据工艺装备、治理措施、有组织排放限值、运输方式等绩效将企业分为A、B、C级。将达到超低排放的企业列为A级，其他列为B、C级。“A级企业少限或不限，C级企业多限，各级之间减排措施拉开差距。让环保投入多的企业尝到甜头、不吃亏，扶优汰劣、奖优惩劣，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公平竞争环境。”

绿色发展需多方合力

今年4月，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下称《意见》），不仅对末端治理后的超低排放指标提出明确要求，还要求加强全过程、全系统、全产业链的污染治理。

钢铁行业的污染物排放量仍然巨大。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钢铁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总量分别为106万吨、172万吨、281万吨，分别约占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的7%、10%、20%左右。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钢铁企业分别占全国总产能的30%、21%、4%，共计55%。钢铁产能前20名的城市（重点区域12个）产能占全国总产能51%，平均PM2.5浓度50微克/立方米，比全国平均浓度高出28%。

“目前钢铁行业重点区域正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企业有60多家，粗钢总产能约2.6亿吨。”刘炳江表示，钢铁超低排放改造要分步走，不是齐步走。新改扩建（含搬迁）项目要按照超低排放指标要求高水平建设。2020年底前，重点区域现有企业60%的钢铁产能（3.4亿吨）完成改造。2025年底前，重点区域其余产能（1.5亿吨）和非重点区域大中型钢企（2.7亿吨）基本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何文波表示，超低排放是钢铁行业绿色发展的一个新起点。超低排放升级改造将带来投资规模、研发创新、钢铁制造全系统全过程全产业链的绿色发展革命。这必然要求并促进我们进一步创新技术、提升管理水平，也将引领钢铁传统制造业的革命性变革。

不过，在他看来，《意见》有关要求代表了当今时代全球钢铁业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排放指标和要求。但是，目前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不少技术难题。

“比如，烟气脱硫、脱硝、除尘技术能否长期稳定达到超低排放标准尚需时间验证；高炉煤气精脱硫等技术仍需要创新突破，这都需行业内外共同协作、联合攻关。”何文波介绍，在调研过程中，也听到很多企业反映治理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颇具难度和风险、改造投资巨大、运行费用高昂。

上述钢铁企业负责人也表示，目前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亟须制定一项科学合理稳定的标准进行规范，以减少企业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新创表示，本次超低排放以现有最大可达技术对应的排放限值作为超低排放限值确定依据，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再次出现变化，这就对企业重点治理工艺的选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应“一步到位”。

何文波进一步表示，从长远看，从高质量发展全局出发，超低排放改造的实施贯彻对促进钢铁行业绿色发展有利，对打赢蓝天保护战更有利。因此钢铁行业在推进超低排放升级改造，践行绿色发展中必须要有责任、有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