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中国风：风电巨头维斯塔斯败退启示录

在全球市场长袖善舞，但在中国市场水土不服，甚至节节败退，维斯塔斯并非孤案。

1838年，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讲述了一个关于风的故事一个小王子偶入风之洞，遇到风婆婆和她的四个儿子东风、西风、南风、北风。他们向小王子分享周游世界的见闻。

东风穿着一身中国服装。他刚从中国回来。在那里，他围绕美丽的瓷塔跳舞，摇曳风铃。不远处，一群中国官员惨遭笞刑，却仍高呼着“谢主隆恩”。

在中国，1838年是清道光十八年，鸦片战争前两年。

这或许是丹麦人关于中国有据可查的最初记忆。在这份记忆中，更多是荒诞与不解。

丹麦与中国再度因风结缘已是近一个半世纪以后。

1986年，3台来自丹麦风电巨头维斯塔斯公司的V15－55／11kW型风电机组落户马兰风电场，揭开了中国风电发展的大幕。马兰风电场位于山东荣成，是中国第一座风电场。

此后近二十年，是维斯塔斯等国际风电巨头的黄金时期，它们垄断着中国风电市场，中国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几乎为零。

2005年，当Ditlev Engel接过维斯塔斯权杖时，这家风电巨头上年度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还保持在38％。

或许受到当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鼓舞，这位空降而来的新任总经理放出豪言，要让风能与石油、天然气一样成为主流能源，维斯塔斯的全球市场份额至少要达到35％。

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保持并继续加大对中国风电市场的统控地位，但他的野心很快被中国政府的一项新政浇灭。

Engel上任仅两个月后，中国国家发改委出台政策，要求风电设备国产化率达到70％以上，否则风电场不允许建设。当年，维斯塔斯的中国市场份额骤降至15％。

这仅仅只是开始。在Engel主政的八年里，中国飞速成长为世界最大的风电市场，但维斯塔斯却在中国市场节节败退。

2013年，待到这位悲剧人物被迫离开维斯塔斯时，该公司首次跌出中国市场前十。

重回中国市场前十要等到五年后。彭博新能源财经于1月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维斯塔斯以3％的市场份额，重新跻身中国前十大整机制造商行列。

此时，掌舵维斯塔斯的已是Engel的继任者Anders Runevad。

Engel对中国想必充满怨恨。维斯塔斯是中国风电的启蒙之师，但当中国风电行业的风口真正来临时，率先被挤落的居然就是这位老师。

此后，市场规则被中国本土企业重新定义。Engel虽手握技术与质量两张王牌，却无奈在价格战中溃不成军。

在他眼中不符合商业逻辑的打法，与安徒生笔下高呼“谢主隆恩”的受刑官员如出一辙。这个陌生国度的商业运行规则也让他困惑。

但现实是，这群在新政中崛起的中国公司，正疯狂蚕食着维斯塔斯的市场份额。2013年全球排名前十五的风电整机商中，中国公司已占据大半壁江山。

在中国公司的夹击中，维斯塔斯亏损形势持续恶化。黯然退场已成为Engel的必然结局。

Engel或许还记得当年的雄心。当喊出“让风电成为主流能源”的口号时，他仿佛看到超越传奇前任Johannes Poulsen的希望。《京都议定书》让他拥有这样的“天时”。

但他未能如Poulsen般在“地利”丧失时实现突围。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风电新政曾让维斯塔斯面临灭顶之灾。Poulsen带领维斯塔斯走出破产阴霾，实现全球化转型。

中国是Poulsen在亚太地区布局的重要一子。他“起了个大早”，而他的继任者却在中国新势力夹击中“赶了个晚集”。

暴风雨前夜

2001年，掌舵维斯塔斯15年的Poulsen已萌生退意。

他在60岁生日时宣布将于次年退休的消息。此时，维斯塔斯已重回世界之巅，全球每四台风机有一台出自维斯塔斯。

但这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或许早已嗅到风暴将至的危险气息。

次年，GE买下安然的风能部门，正式入局风电领域。尽管拥有全球第一CEO之称的杰克·韦尔奇已于2001年退休，这家老牌巨无霸的高调进军，仍引起行业剧震。

相比之下，另一家成立于2001年的中国公司显得渺小很多。

1999年，在新疆达坂城一个破败不堪的小厂房里，原达坂城风电场场长武钢和他的同事们取得突破。他们自主研发生产的第一台国产风机S600，通过国家鉴定验收。

两年后，脱胎于达坂城风电场的金风科技正式成立。

这是一个中国风机国产化的信号，但这个信号并没有引起Poulsen的足够重视。

他或许未曾料到，这家位于中国边疆地区的初创企业，在十余年后会一度超越维斯塔斯，问鼎世界第一。

而在中国国产化浪潮中崛起的本土企业群体，会在日后改变世界风电行业格局。

但彼时，中国市场几乎完全被外资巨头垄断。另一家外资巨头歌美飒于2000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消息，可能都比金风科技成立更让Poulsen费心。

不过，这家吹响中国风机国产化号角的公司，与维斯塔斯渊源颇深。

1986年，维斯塔斯用3台风机开启中国风电市场。当时，风能资源丰富的新疆，也正谋划在达坂城建设亚洲最大的风电场。

维斯塔斯中国区销售经理得知信息后，积极帮助达坂城风电场获得丹麦政府320万美元的全额赠款。

借助这笔巨款，武钢开启了他的风电事业。这位首任达坂城风电场场长，在新疆戈壁滩凛冽的寒风中，守护着仅有的14台进口风电机组。国产化梦想在风机的旋转中逐渐诞生。

但这14台进口风机并非来自维斯塔斯。当时，维斯塔斯身处困境，因而缺席达坂城风电场的招标。

维斯塔斯的危机始于美国。此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实行鼓励风电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吸引全球90％的风电投资。但该项法案于1985年底到期。

由于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维斯塔斯很快陷入破产危机。

Poulsen临危受命。他带领维斯塔斯在全球化转型中寻求出路，中国是其在亚太地区布局的重镇。

但同时，在中国、西班牙等风电大国，他也亲自培养出数个极具实力的竞争对手。

无论如何，当Poulsen功成身退时，他留给后任的是一个享誉全球的新能源帝国。中国这个未来最大风电市场的地基也已夯实。

他把权杖交给同行16年的老战友Svend Sigaard。后者仅执掌帅印两年，于2005年正式离职。

尽管Sigaard否认离职是因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但不可否认的是，维斯塔斯全球市场份额比前一年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

不过，幸运的是，离职让Sigaard避开了维斯塔斯的中国“滑铁卢”。

中国“滑铁卢”

维斯塔斯2005年财报对中国市场充满乐观。

在财报中，这家风电巨头特别提到当年3月中国政府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法》。“中国政府声称，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要占总发电量的10％。”

这是Engel上任后的第一个财年。在这位初入风电行业就坐上头把交椅的新掌门人眼里，世界形势一片大好。

两年前，伊拉克战争爆发，导致第三次石油危机。油价飙升带来的能源危机，推动可再生能源快步走上历史舞台。

在石油危机的阴霾下，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被赋予新的意义。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承受着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巨大压力。一场能源变革席卷全球。

风口之上，Engel喊出“风能、石油和天然气”的口号，他希望风能成为与石油、天然气并肩的主流能源。

与此同时，作为当时全球二氧化碳第二大排放国，中国希望在清洁能源革命中抢占先机，《可再生能源法》应运而生。

但维斯塔斯在2005年财报中隐去了一条关键信息。当时，中国政府还出台另一项政策，要求风电设备国产化率要达到70％以上。

嗅觉灵敏的资本疯狂涌入这个新兴行业。尉文渊、韩俊良、张雷、张传卫等未来风电行业风云人物纷纷加入战局。

早期中国风电市场疯狂而野蛮。不仅是维斯塔斯，中国本土头号选手金风科技也遭遇“闪电”袭击，挑战者来自华锐风电创始人韩俊良。

彼时，中国主流机型是750KW。韩俊良却毅然从德国Furlander公司引进1．5MW机组生产技术，主攻兆瓦级风电市场。

韩俊良把中国风电市场拖进大风机时代，但维斯塔斯还在力推850KW的小机组。事实证明，利润空间更大的兆瓦级风机，更符合下游中国五大风电集团的胃口。

“维斯塔斯的这种做法，是在向中国市场销售其已在欧洲市场上淘汰了的产品，这是一种低估市场及其竞争对手的行为。”当时的中国同行就已表达不满。

但Engel不承认在中国战略上的失误。

直到他离职前的2012年，维斯塔斯关停了设立仅四年的呼和浩特工厂，两款千瓦级机组同时停产。

等维斯塔斯准备重回舞台中央时，中国市场早已被瓜分。

当面对董事会时，中国的政策壁垒或许为Engel提供充足的辩解理由。但面对中国本土公司削骨般的价格战时，“大象”维斯塔斯毫无招架之力。

掀起风机价格战的正是韩俊良。

2008年6月，甘肃酒泉380万千瓦风机项目开标，华锐风电凭借低价拿下180万千瓦的订单。这样大份额的订单在此后多次特许权招标中屡屡上演。

价格战中，维斯塔斯等外资巨头仍坚守技术和质量取胜的竞争之道，但中国市场更崇尚性价比。

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下，中国迅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风电市场，但Engel没能捞到足够的红利。

相反，在他掌印的八年间，维斯塔斯几乎年年亏损。

2012年，英国泰晤士报爆料，维斯塔斯正面临20亿欧元的巨额债务，并考虑出售部分资产。

此后，明阳风电等中国新势力欲收购维斯塔斯的传闻甚嚣尘上。

维斯塔斯陷入困境时，华锐风电也面临危机。巧合的是，2013年，Engel与韩俊良同时被承载着他们巨大野心的市场所抛弃。

这一年，包括维斯塔斯在内的外资巨头全部跌出中国市场前十。

而在全球排名前十五的风电整机商中，中国公司占据八席，其合计份额达到全球总份额的约1／3。

如果没有当初中国“国产化率70％以上”的保护性措施，Engel让维斯塔斯占据全球35％市场的梦想或许并不难实现。

重整旗鼓

如今看来，失去中国市场后，Engel的梦想很难实现。

不过，他的继任者Runevad决定重整旗鼓。

2016年6月13日，维斯塔斯在天津叶片厂车间举办进入中国市场30周年庆典。回顾三十年沉浮，Runevad感慨地说“尽管我们在过去三十年经历了风风雨雨，但现在已经重整旗鼓。”

在全球其他市场，这位曾服务爱立信近三十年的新帅，正引领维斯塔斯走向复苏。

2015年财报显示，维斯塔斯在全球收获新订单8943MW，同比增长37％，创历史新高；营收达84亿欧元，同比增长22％；净利润6．85亿欧元，同比几乎翻倍。

但此时的全球市场份额冠军是中国公司金风科技，曾久坐王座的维斯塔斯只能屈居亚军。

Runevad对中国市场的重整始于换帅。上任后不久，他请来GE航空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博飞出任维斯塔斯亚太和中国区总裁。

博飞有着丰富的中国市场经验。在2014年风能大会上，他曾毫不留情地痛批前任过失。

在他的引领下，GE航空集团成为中国国产大飞机C919的供应商，并与中航工业成立50％对50％的合资公司。

博飞为维斯塔斯制定的中国战略分两步走重视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同时，借助维斯塔斯国际化优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谋求与中国企业的合作。

此时，中国市场和维斯塔斯都学会了妥协。

华锐风电的陨落让中国风电行业如鲠在喉。

这个失败案例证明，中国风电行业同样必须遵循市场规则，过分迷恋速度与规模，不惜以牺牲产品质量来换取市场份额的打法注定失败。

中国市场正在重新权衡价格与质量的关系。在最近各省相继出台的风电竞价细则中，过度价格战受到遏制。这对崇尚高价优质的维斯塔斯算是利好。

博飞按下本土化的加速键。他决定转战低风速市场。

近年来，曾经火热的三北地区深陷弃风、限电困境。中国的风电版图正在向中东部和南部低风速地区转移。

博飞的选择是明智的。中国风资源60％以上为低风速区域。远景能源就因剑走偏锋豪赌低风速市场，从而崛起为中国第二大风电整机商。

对于中国客户，他表现出远胜于前任的重视。他一改过去标准化的运维服务模式，转而为中国客户提供定制服务。

但维斯塔斯中国市场的重整计划很快被公司全球战略打乱。2017年，维斯塔斯将原亚太和中国区拆分成亚太、中国两个业务区。

此后，博飞选择离开。

继任者杨锞宝来自卡特彼勒（青州）有限公司，他延续了博飞的中国本土化战略。

一年前，当杨锞宝卸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在工程机械行业引发关注。

如今，他的努力初见成效。2018年，维斯塔斯在中国市场新增吊装容量达585MW，市场份额上升到3％。时隔六年，丹麦风电巨头终于重新跻身中国市场前十。

目前，维斯塔斯在中国的累计装机量仅为6．5GW。这个数据不及金风科技2018年一年在中国市场的装机量。而在维斯塔斯全球总装机量中，中国市场仅占6．5％。

相比而言，维斯塔斯在全球市场仍是风电行业标杆，它的风机历经40年沧桑，旋转在世界六个大洲80个国家。

2018年底，维斯塔斯在美国爱荷华州的一个风电项目中安装了其全球第100GW的风机，从而成为全球首个进入“100GW俱乐部”的成员。

在全球市场长袖善舞，但在中国市场水土不服，甚至节节败退，维斯塔斯并非孤案。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进程中，外资巨头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早已证明，本土化才是解决水土不服的良药。那些高昂着头颅的大象，往往被蚂蚁咬的遍体鳞伤。

维斯塔斯的败退，同时也警醒着中国同行。当它们走出国门，去开拓国际市场时，同样面临着本土化难题。

文／粟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