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应定位包容性现实主义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已基本完成总体布局。如何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定位和解读“一带一路”倡议?

我们知道，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包括现实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三个分支。现实主义理论更多强调国家间互动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权力，对于权力(硬权力+软权力)的追逐是国际关系的核心。但争夺权力并非无序可寻的，历史证明，两个或数个大国间争夺权力的结果要么是发生冲突和战争，要么是形成“战略平衡”，即所谓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另外，现实主义理论下的国际关系更多是利益导向，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会屈居第二位。

自由主义实际是“理想主义”在国际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国家间不一定非要为争夺权力而打得你死我活，很多情况下，是通过构建一套机制来确保大国关系的平衡和平稳。这套合作机制有时显得非常坚韧。比如，苏联解体后，国际合作机制和国际秩序并没有因为美苏关系的重大失衡而发生颠覆性变化，还是延续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建立的基于“雅尔塔体系”的世界秩序。这其实就是合作机制的“韧性”和“惯性”发挥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理论则主要侧重于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

对比以上三种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笔者觉得，“一带一路”倡议更接近“现实主义”。首先是旨在与周边国家打造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并不是谋求替代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政治格局。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像“自由主义”理论那样，谋求构建一套新的国际合作机制。

其次，应倡导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工业化、能源资源开发、信息产业、产能合作、国际贸易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强调“以利相交”的味道，不干涉他国内政，求实举、谋实效。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应更多体现现实主义理论的特点。

再次，“一带一路”还意在推动提升中国在中亚、中东、中东欧、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区综合影响力，特别是经济实力，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与传统大国(特别是美国和俄罗斯)在上述地区的“战略均衡”，构建某种意义上的“均势”。

这类倡议并非排他性(exclusive)，而是包容性的(inclusive)，旨在通过“互联互通”，实现与其他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应重点倡导“包容性发展”。包容性一方面是全球层次各国家之间的包容，各国都从全球化中得到好处。二是“一带一路”范围内不同地区、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人民之间的包容，互学互鉴，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集群发挥不同功能。比如，跨国油气管道的建设和运营，有的国家是资源的供应者，有的是过境国，有的是消费国，彼此合作、相得益彰。

现实主义理论发展到现在，除了有汉斯·摩根索提出的“权力现实主义”理论和肯尼斯·华尔兹提出的“结构现实主义”之外，最近20年又发展出“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 “一带一路”倡议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它应兼具全球化视野、大国之间竞合的平衡以及中国儒家文化“达则兼济天下”情怀。用“包容性现实主义”来定位“一带一路”倡议也许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