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价负担转移给了煤电？

　　近日，多地在落实一般工商业电价下降政策过程中，同时下调了燃煤机组上网电价。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已有河北、天津、山东、山西、陕西、江苏、西藏明确提出下调燃煤机组上网电价，其中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将部分高于标杆电价的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降低至标杆电价。

　　国家发改委今年3月28日发布的《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及一系列降价措施曾明确指出，今年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涉及的金额将超过800亿元，将通过“降低电网输配电价水平、清理和规范电网环节的收费”的方式完成，并要求各地细化方案。记者了解到，目前一般工商业电价降低10%的政策已进入收尾评估阶段，至此，国家发改委共发布五批降电价措施。其中，除了“督促自备电厂承担政策性交叉补贴”外，其他降电价措施并未明确涉及发电端。而此次各地一般工商业电价和燃煤机组上网电价的“双降”，是否意味着二者发生了联动？记者由此采访了多位电力领域专家。

　　负担转移发电端？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从最初的一般工商业电价下降10%由电网承担，到现在有些地方的政策开始渐渐指向发电厂，无异于把降价负担由电网侧转移到发电侧。“当初说一般工商业降电价的10%应该是由提高电网效率来承担，但为何现在许多地方开始往燃煤发电方面走了？”

　　对此，某电力行业专家却表达了相反意见，他认为多地下调燃煤机组上网电价与一般工商业的下降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一般工商业电价的下降空间都是从电网侧来的，这次燃煤机组上网电价的下调只是某些地方行为，二者并不存在联动关系。”

　　不过，一直关注电力改革的业内人士展曙光却指出，由于中国目前电价体制不透明，电力行业内很难真正区分电价下降空间的由来及下降结果的落地处。“中国的电价体制很特别，同类型机组的上网电价基本上是统一的，差别不大。上网电价在统一上网时并不按使用者的类别区分，比如不会明确哪一部分是供给大工业的，哪一部分是供给一般工商业的。而电网在向外销售时却是按照使用者的类别区分的，像按大工业、农业、一般工商业去区分。这样一来，在上网电价和工商业电价都下降的情况下，一般人确实很难区分这部分电价究竟是谁降的。”

　　同时，展曙光也表示他听到了一些来自发电端的抱怨，“很多发电端反映，都说实际上下降的电价又让他们承担了。但如果电网来算账，问发电厂哪部分是你承担的？发电也说不清楚。”

　　煤电行业压力大

　　目前火电本身盈利状况不乐观，煤价不断攀升，虽然今年电力需求强，业绩好转，但在此背景下多地下调燃煤机组上网电价，火电企业到底还有多少发展空间？展曙光表示，现在中国电力行业的基本事实是电能过剩，部分淘汰是大趋势。

　　对此，林伯强表示：“如果煤价比上次调整时要高，上网电价理应相对上调，但现在相反有些地方却要下调，这肯定不是全国性政策，只能说某个地方觉得当地煤价相对比较好，燃煤电厂还有降价空间，可以这么执行。”

　　林伯强认为，燃煤机组电价要下降，第一个问题是下调空间比较小，第二个问题是地方想降电价，但没有迫使电网执行，所以煤电厂的负担就重了。“理论上讲，燃煤电厂上网电价下降空间不大，若要硬往下压也可以压，到最后只能亏损。听说有的地方以自备电厂做下调切口，因为自备电厂的成本比一般燃煤电厂要低。”

　　但记者梳理发现，除陕西省此次下文明确，未执行标杆电价的其他燃煤机组，即自备电厂和省内市场化交易电量上网电价每千瓦时同幅度降低2分，其他地方降价政策并未提及自备电厂。

　　价格杠杆控煤无力？

　　曾有业内专家告诉记者，此次多地下调燃煤机组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控煤。该专家认为，下调燃煤机组上网电价旨在驱动煤电进入竞争性电力市场，进而让可再生能源更具价格竞争力，有利于电力结构低碳化。

　　对此，林伯强认为，这个目的实际操作中很难推进。“理论上可以这么讲，但现实中是做不了的。每年有多少电量是由政府来划分的，想让企业自动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很难，通过调低电价参与就更困难。本身火电很多宁愿‘呆’在计划电里，因为市场竞争价格更低。现在只是调低价格，政府并没有说不购买计划电量，所以下调上网电价还是比竞价强。”

　　展曙光建议，如果想鼓励市场竞争，降低煤电占比，不如从政策上完全放开价格，去确定电量而不是价格。“比如可以划定煤电和新能源的占比或配比，让煤电和新能源在各自领域内分别竞争其市场份额，各自的价格都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这可能比从价格角度引导电力结构低碳化要好。”

　　展曙光指出，此轮电改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电厂、发电企业单边降价。而电网企业实际上承担的让利有限。“这几年电改效益，主要来自于发电端的让利，所以改来改去，发电企业都不愿意参与了。现在的问题在于规则不够透明，整个计算体系透明度不够，外界很难查证。这种情况下，电网觉得委屈，电厂也很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