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探索智慧城市宜居的技术路径

撰稿|吴俊宇

「摘要:城市的发展变化自有其规律,“智慧城市”是一个所有企业都无法明确界定的概念。各个企业都有自身业务解决方案,这些方案会推动城市进化,纵使这个过程中存在跟风、泡沫、曲折,但城市会逐渐更为智能。」

北京居大不易,谈“宜居”颇为奢侈。

首都注重规模控制,让城市更“宜居”, “智慧”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提高城市治理水平、产业发展水平,可以让城市更具活力。

去年11月,北京提出了《十四五“智慧城市发展行动纲要”征求意见》,目标是2025年建成全球新型智慧城市标杆。

智慧城市及诸多子目标,如数字政府、市域智慧治理、智慧社区等,与北京“智慧”、“宜居”的诉求是相匹配的。

在全国范围内,“智慧城市”处于概念先导期。国内城市信息化程度有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尚不完善,贸然大规模展开“智慧城市”建设不切实际。

当下建设落地主要集中在一网统管、一网通办、委办局上云、城市信息化建设等领域。

不过,在德勤2019年末一份名为《超级智能城市2．0》的研究中指出,目前北京智慧城市建设试点便有15个,远超其他城市。

北京法律、政策、法规效率高,各区对自身智慧化诉求强烈,还齐聚了国内一流科技企业。企业基于自身业务需求,有较强的城市改造意愿。

这也是2020年一网通办能在北京迅速落地的主要原因。按照规划,2025年北京“新一代智慧城市”将基本建成,可支撑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届时,北京可能会成为一座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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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优势

和其他城市相比,北京智慧城市建设政策动力更为明显。

在国内,智慧城市建设领先的区域往往行政级别较高。高行政级别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打通行政、法律障碍,带来较高的执行力。

在德勤《超级智能城市2．0》的报告中,试点规模前五名——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深圳,均为直辖市或特区。深圳在2020年获得湾区“政策礼包”之后,也被视为有利智慧城市建设“松绑”。

在北京,智慧城市建设由经济和信息化部门主导。法律、法规制定也已有明确意向。大数据立法正在酝酿,大数据地方法规也将会台。这些法律法规将明确各方数据确权、共享、开放、应用等方面的义务和责任。

其他一线城市区一级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往往需要由区政府申报,由市经济及信息化部门核准通过。但是在北京,部分地区则是具备更大的自主权。

以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为例,由于行政级别高,可在其《自主创新示范区数字经济引领发展行动计划》等文件中直接就智慧城市建设提出落地设想。

智慧城市建设牵扯领域繁多,无论是政府内部的权责关系、政府和企业的权责关系,新技术的制度规范都需要探索。北京虽然尚未出台智慧城市相关法律,但相较其他城市,动作已是超前。

与智慧城市建设相关的基础技术也在部署,这被北京列为了首要目标,被称为“夯实智慧基础”,其内涵为持续扩大5G网络建设规模,建设计算中心与数据中心。

通常来说,目前国内智慧城市建设最大障碍是,城市信息化程度普遍有限。信息化门槛尚未跨过,智慧化更是困难重重。

与之相反,北京自身信息化建设相对健全,汇聚了一批高科技企业。企业出于自身业务诉求、政府建设任务,对技术探索有较高热情。这使得北京自身基础设施往往可以实现超前建设,为后续探索开拓空间。这在智慧城市业务建设投入及规模中有着明确表现。

中国政府采购网数据显示,2020年几乎所有智慧城市标杆建设项目都集中在北京。其涉及金额也远超其他城市。

北京还各区还在拓展城市副中心,有分担城市中心压力职能。各区对智慧城市建设有较高热度。部分区域已进入顶层设计阶段,这在海淀、大兴区公开文件有明确体现。

在大兴,“智慧城市”已经规划总体框架。目前已确定要建设数据中心,实现数据的采集、传输、计算储存、分析和应用服务等。公共服务平台、运行管理平台也在规划之中。

在海淀,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进入了实质阶段。北京市政府采购监管系统显示,海淀区相关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机构中标之后,正在参与规划设计。

合同履行日期为 2021年6月底前,需要按照海淀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规划编制的要求,确定人、地、设施规模标准,还要在街区详规中落实规划目标。

“智慧城市”是复杂问题。目前处在概念超前状态。尤其数据中心、计算中心建设周期长,5G网络设施更是测试期。当下肉眼可见的可实现领域是一网统管、一网通办。

从目前全国执行状况看,一网通办早期项目建设周期往往在一年左右,可给市民带来切身相关的便利。

2020年是北京市一网通办落地较快的一年。以一网通办为例,北京通等市民相关的应用层功能已经可以直接使用,居住卡、社保卡相关服务都可网上办理。

应用层产品的顺利落地,为后续展开其他更复杂的建设项目,如委办局上云、跨部门数据打通提供了推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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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落地

政策法规虽然具备驱动力,基础设施也有必要部署实施。但市民、企业才是智慧城市真正的根基。无论是政策法规、基础设施,其服务对象都是市民、企业。

2020年11月,上海获得了全球智慧城市大会(Smart City Expo World Congress)颁发的世界智慧城市大奖,并在2021年初出台了上海版《意见》——《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试图推动“经济、生活、治理”全面数字化转型。

上海版《意见》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措辞谨慎,其智慧城市建设并非侧重前沿新兴技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而是着力于优化营商环境,塑造产业生态,提供便民服务。

这也是上海目前成为“全球智慧城市”代表之一的重要原因。

在欧美,“智慧城市”建设进程已持续20余年,更多还是利用当下可用信息技术,对城市面临的问题进行改造。所谓的智慧并不是目标,智慧作为技术手段,最终落点到了市民生活、能源环保、教育公平。

在诸多核心技术、关键政策依旧处在探索期时,北京依然可以整合现有技术、平台、产品——如云计算、微信、小程序等,服务更多企业、市民。“智慧城市”建设同样可以由浅入深,应用层产品创造的价值可以契合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

在政务平台建设层面,北京通等产品是一网通办的代表性案例,健康宝在疫情期间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产品极为具体,而且可以解决实际问题。

北京通涉及每个北京市民的生活。市民可通过平台查询社保缴纳状况、公积金余额,了解北京的居住政策。

这款产品覆盖教育、住房、卫生、交通出行、社会保障等1000项服务,背后接入了55个市级部门、10个区级政府。腾讯云与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共同建设了“北京政务服务”小程序,让这些服务在微信端即可简单操作。

比北京通普及程度更高的是健康宝。疫情期间,它已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背后的主导部门是北京市大数据中心,通过微信小程序便捷了普通大众的抗疫生活,而这些过程离不开腾讯云的技术支撑。

北京产业集中,中小微企业发展空间需要得以保障。这不仅是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还有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空间。

今年1月1日,《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发布,这被视为有利智慧城市建设。

一位政府采购领域的人士向「深几度」介绍,政府采购领域,过去参加项目建设,需要参与企业提交大量相关资质。部分中小企业需要在多个部门之间跑腿。但政府间数据打通之后,企业需要出具的资质会减少,整个项目整体流转周期也会缩短。

城市需要大厂,更需要中厂、小厂。三者共存才能提供更有机的商业环境、就业环境。北京市管理部门正在试图为企业、社会提供平台级公共服务,创造健康的产业环境。

在中关村,管委会和属地分园信息孤岛正在被打破。数千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招工、资金补贴、市场推广、供应链、物资订餐服务可通过企业服务平台解决。背后的定制方是腾讯云。

北京人社局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管理平台,通过接入腾讯乐享作为直播平台,助力北京超4万家企业提升职业技能。企业员工在线参加培训,生成学习记录电子凭证。企业下载后即可线上申请补贴,无需线下跑腿。

医疗、教育作为基础服务,是一座城市的生命保障线,也是决定市民幸福感的核心因素之一。北京医疗、教育资源需求大,有必要通过产业技术提高配置效率。

朝阳医院在试图通过“云诊疗小程序”,帮患者智能导诊。线上问诊使线下就诊人员聚集减少,医院患者负荷减少。应急总医院,腾讯云人工智能和医疗人像识别技术和远程云平台能力,可筛查职业病高风险人群,将医疗资源、专家资源合理高效配置。

在疫情期间,腾讯智慧校园、企业微信、腾讯课堂与北京教委打造了空中课堂,解决疫情期间学生的居家学习教育工作。还在帮助一批高校规划校园数据标准,实现教育信息化和应用数据共享。

对北京而言,市民服务、营商环境、医疗教育等诸多关键领域依然有更大突破空间。这些领域和“宜居”目标切实相关。技术、平台、服务是背后不可缺少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