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百万亿生意

大气网讯:“自从研究绿色金融后，出差就再没用过酒店的一次性洗漱用品。”一位金融监管人士自述，2015年绿色金融成为他的研究关注点，并由此触发了环保意识的觉醒。

也正是在这一年的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但情怀大于行动，该人士感慨当初几年绿色金融践行之艰。

现实生活中，一份早年的各省酒店用品行业协会数据显示，全国1.5万多家星级酒店，每天消耗的洗漱用品120万套，其中70%-80%最终直接浪费，混入生活垃圾成为环境污染源。

另一份研究数据显示，如果把每年生产的塑料袋绑在一起，可以绕地球7圈，超过50种鱼误食过塑料垃圾，每年大约100万只海鸟因塑料污染导致死亡。

从陆地到海洋，全球人类都能切身感受到的变化是，气温逐年升高，气候越来越暖。又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人类继续按照目前的碳排放常态，2100年，全球气候升温将超过4摄氏度，这一趋势发生的概率超过90%。

导致臭氧层被破坏的过量碳排放,被气候界认定为全球变暖的一大元凶。

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其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

“在这之前，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是相对消极的，主要强调不能抑制经济增长，作为发展中国家不能承诺约束性硬指标。”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说。

周小川所说的“在这之前”的分水岭已经到来。

2020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是一个值得深刻理解和落实的重要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表述上的微调或者政策上的延续式更新，而是理念上、认识上、立场上的转变。”周小川评论道。

在2020年12月12日气候雄心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在“30·60”碳目标的基础上，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几项总量指标进一步细化：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伴随“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明确，绿色金融迎来发展契机；但在举世承诺之下，践行者也感受到倒逼的压力。

“在碳中和约束条件下，有两个方面的任务格外紧迫”，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3月20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鲜有地系统阐述了中国绿色金融的当前要务及政策体系规划。

第一，实现碳中和需要巨量投资，要以市场化的方式，引导金融体系提供所需要的投融资支持；第二，气候变化会影响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需要及时评估、应对。易纲表示，围绕这两方面要求，人民银行已经把绿色金融确定为今年和“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

事实上，五年间，中国绿色金融贷款余额达12万亿元，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债券存量约8000亿元，居世界第二。

尽管如此，与碳中和目标所需巨大资金量的对比下，绿色金融当前的发展规模略显尴尬。

来自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的数据显示，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到2060年我国新增气候领域投资需求规模将达约139万亿元，年均约为3.5万亿元，长期资金缺口年均在1.6万亿元以上。

碳达峰、碳中和的意义不止于绿色环保，其背后所蕴含的人类社会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对于依附于实体经济而存在的金融业来说，亦意味着一场渐进式的变革。

一位接近监管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鉴于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绿色金融对于商业银行意味着信贷结构重塑，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还是能力的挑战。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则更加直接地指出，金融机构如果不参与到碳达峰、碳中和的进程中，就会失去最大的投资和业务增长机会。“如果股权投资者在这些高碳产业和企业中有股份，且这些企业不转型，那么未来这些股权的估值将很可能变得很小甚至变成零。如果银行贷款给高碳企业，且这些企业不转型，那么一些长期贷款就会变成坏账。”

应对压力，易纲罗列出央行绿色金融的工作表：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强化信息报告和披露；在政策框架中全面纳入气候变化因素；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应对气候挑战；深化国际合作……与此同时，央行已经启动建立全国性的碳核算体系。

每一项工作背后都是一场系统工程，“30·60”双碳指标的时钟倒转之下，中国绿色金融的路线图正在逐渐清晰。

01发力顶层设计：标准与信披

一行两会正在发力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

3月20日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人民银行已经把绿色金融确定为今年和“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未来重点工作之一，便是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所谓绿色金融，依据2016年8月，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被定义为：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绿色金融体系则指：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支持经济向绿色化转型的制度安排。

易纲透露，央行在即将完成修订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中，将删除化石能源相关内容。

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构建方面，央行主要遵循“国内统一、国际接轨”的原则， 2018年起，人民银行便与发展改革委、证监会等部委多次协商，形成基本共识，将绿色债券目录进行了统一。目前，对于国际上并不认可的清洁煤与化石能源利用项目，新修订的绿色债券目录也将其剔除。

一位银行金融研究所擅长人士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新的绿色债券目录将在年内正式印发。这一举动，也是在绿色标准上与国际接轨。

此外，央行正在与欧方共同推动绿色分类标准的国际趋同，易纲透露，争取年内出台一套共同的分类标准。在他看来，绿色金融标准是识别绿色经济活动、引导资金准确投向绿色项目的基础。

对此，有监管人士建言，中国做绿色产业分类做得比较早，但从完整性、系统性来看，欧洲的绿色分类标准更为全面，未来中国在完善相关标准时，可以进一步借鉴。

标准之外，业界普遍关心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也在临近。

据《财经》记者了解，央行将分步建立强制的信息披露制度，以覆盖各类金融机构和融资主体，并实现披露标准统一。

与央行同步，银保监会也在研究信息披露指引的相关内容。

相对于监管层逐步趋严的信披制度，银行等机构颇为关注新政要求的披露内容的详尽程度。

有监管人士、国有大行相关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表示，前期争议点主要集中在信息披露的范围。从环保组织的角度，肯定希望银行尽可能详细地披露到具体企业、具体项目，但这个做法并不现实，因为很有可能损害到企业的利益。目前相对一致的看法是，披露到具体行业的贷款情况即可。另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信披指引已处于起草阶段。

该人士指出，不论是金融机构还是企业都需要主动对社会公开披露环境信息。一方面，这是相关主体获得相应奖励的基础；另一方面，市场主体也必须要接受社会监督。过去，市场主体一般按照内部模板或相关国际模板开展信息披露，但各机构披露的内容、范围、文本标准等不尽一致，缺乏可比性。目前，人民银行研究局正在牵头制定统一规范的信息披露的标准。这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今年有望推出。

证监会近年来亦在研究制定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具体规则。2016年、2017年，证监会两次修订《年报准则》和《半年报准则》，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和具体方式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8年9月，证监会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对上市公司在环保等方面提出要求，同时在信息披露方面对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等作了规定，形成了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2021年2月5日，证监会就《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该指引的主要修订条目中，证监会增加了有关“公司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信息”的（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沟通内容。

在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绿色金融合作委员会执行副主任、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看来，未来，绿色金融的发展，首要问题不是来自绿色金融本身，而是顶层设计。其对《财经》记者表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背后需要一个非常巨大的体系建设。从政策层面来看，目前有几个难点，包括前期需要比较全面的顶层设计，制定出一套规则制度、评价标准等，同时还要有相关人才来执行，才能够逐渐展开。同时，这些设计背后，还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持。”

他通过举例对此进行了解释，在绿色金融的相关政策上，监管层出台了一些措施，比如在IPO融资方面，将为绿色企业提供更多支持。不过，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如何认定一家企业是否属于绿色企业？以一家水利发电厂为例，在国内会认为水电站发电减少了碳排放，但在国外一些国家看来，水电破坏了生态环境，故而不能算作绿色企业。因此，全面的顶层设计、规则制度、评价标准等是需要提前规划设计，才能推动后期绿色金融的发展。

他认为，有了详细的指标之后才能在金融上给予定价，从金融的角度来讲，目前已经出台了一些标准，但是仍然不够详细，应该不断完善，短板的或者缺失的领域，应该尽快通过立法补齐。“如果标准设定不够细，则在操作层面上，就很容易出现套利行为，目前就有一些企业通过‘刷绿’来套利的行为。”

02迫切任务一：百万亿资金需求

易纲指出，在碳中和约束条件下，有两个方面的任务格外紧迫。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巨量投资需求。

多项研究认为，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需要的投资规模在100万亿元以上。易纲在上述论坛上也指出，各方面有不少测算，规模级别都是百万亿人民币。

清华大学牵头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报告测算，2020年至2050年能源系统需新增投资约138万亿元，超过每年GDP的2.5%。如此巨量规模投资，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只占10%左右，其他依赖于社会资本。

“未来，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必然需要借助金融的手段来实现。近年来，中国发行的绿色债券的体量都居于世界前列。”刘锋对《财经》记者表示：“在碳中和涉及的各个领域，金融的发展反而是超前的。”

2020年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约12万亿元（约合2万亿美元），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约8000亿元（约合12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

另据CBI统计，在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方面，2019年全球绿色债券同比2018年增加51%，发行量前三名国家为美国（513亿美元），中国（313亿美元），法国（201亿美元）。

但在中国信贷300多万亿元的总体规模中，绿色信贷只能算是九牛一毛。在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硬约束下，大量高碳行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减碳路径。周诚君指出，大量的资金缺口其实来自于转型资金。

“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大量的转型和改造资金，仅靠现有的绿色金融远远不够。”周诚君说，绿色金融有国际共识和严格标准，所以是刚性的，各方必须遵守。很多行业，如钢铁行业，面临巨大的转型投资需求，但不符合绿色金融标准。我们可以发展转型金融去支持此类行业，因为转型金融允许投资到高碳、高环境影响的行业，但是需要制定一个清晰的减碳、转型路径，并持续、严格地开展环境披露信息。转型金融的意义就是大大拓展了金融行业对于环境和气候友好型项目的支持力度，它未必是绿色的，但符合转型要求，有益于改善生态环境、减缓气候变化。

从融资主体构成来看，中国绿色金融95%的融资量来自银行，这与中国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相关。以中国每年100万亿的GDP总量对比，投资率大约在40%水平。上述监管人士认为，市场并不缺乏供给绿色金融的资金，问题在于投资回报率如何。

那么如何调动金融机构积极性，开展绿色投资？

该人士认为，一个比较好的措施是有效降低金融机构的财务费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降低金融机构风险权重。目前，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约合12万亿元，如果将风险权重降低一半，理论上就可以将绿色贷款规模最大拓展到24万亿元。

据《财经》记者了解，调整绿色金融资产风险权重的内容已经写入人民银行相关文件，但这项措施实施难度较大，还需监管部门达成共识。出于风险控制考虑，若在全国推行存在困难，有参与讨论者建议，在六个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先行试点。

此外，多项激励措施已经进入探讨阶段，包括降低绿色不良资产容忍度、开展绿色资产证券化业务、鼓励金融机构开发ESG产品；且不排除未来人民银行会同监管部门出台绿色金融评级或者环境与气候风险评级等，根据评级给予奖惩。

此前，人民银行曾将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后来考虑到货币政策目标不宜过多，暂停将绿色信贷业绩纳入MPA。但随着新目标下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备，激励措施的力度和可行性势必强化。

国际机构的一项调查则提供了一个相对乐观的前景，渣打集团在去年针对全球300家最大的投资公司的调研中发现， 53%投资于新兴市场的机构将中国列为重点投资市场，而根据其近期的《可持续投资评估》，目前高达90％的高净值投资者对可持续投资感兴趣，其中42％的人考虑在未来三年内将其15％的资金用于可持续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