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刊：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拐点何时到来？

大气网讯: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综合国力和民众生活水平，但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给我国居民健康和福祉带来了严重威胁。

尽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

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我国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并引发了决策部门对我国何时达到生态环境质量拐点的疑问。

对“何时达到拐点”的判断，直接关系到十九大和面向“百年强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战略部署，以及未来我国保护生态环境付出的社会经济成本。

尽管已有研究对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拐点进行了研判，但没有明确界定“生态环境质量拐点”的内涵，往往以某一领域几个常规指标作为衡量“生态环境质量拐点”的依据，忽略了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和严峻性，得出的结论往往偏于乐观，不利于我国制定切合实际的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和目标。

针对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拐点的一项研究，在重新界定生态环境质量拐点内涵的基础上，建立了生态环境质量拐点衡量指标体系和预测分析框架，结合情景模拟、趋势外推、对照国际经验、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法，预测了我国不同领域跨越生态环境质量拐点的时间节点。

生态环境质量演变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P=Population（人口），A=Affluence（富裕度），T=Technology（技术）

哪些因素对未来我国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人口因素

人口规模的影响

考虑二孩政策的影响，到 2030 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 14.5 亿左右。随着人口增加，我国能源、水、土地资源的需求以及城镇生活污染物的排放量将显著增加，生活污染物治理压力将加大。

人口城镇化影响

到 2030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由 2017 年的 58.5% 增至 70.0% 左右，新增城镇人口 2.0 亿以上，这将进一步加大水土资源以及沙石、水泥、钢材建筑材料的消费和需求，带来持续的生态环境压力。

人口迁移的影响

2000—2010 年，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总规模约 1.05 亿人。此外，我国有着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2017 年为 2.44 亿人，这些流动人口何去何从直接影响未来我国生态环境压力的空间格局。总体趋势是，人口将进一步向重点经济区和城市群地区聚集，将给这些地区带来较大的生态环境压力。

经济因素

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到 2030 年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一过程中，经济能否顺利实现转型升级，决定着未来我国所承受的生态环境压力。

所幸的是，促进转型升级已经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些理念的付诸实施将有助于减缓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

我国经济正逐步从以投资、工业为主，较多依靠外需的结构，转向以消费、服务业为主，更多地依靠内需的结构。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将继续提升，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工业化已经进入后期，重化工业高速发展的阶段已接近尾声，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产出接近峰值。

同时，以绿色、智能、共享为特征的新一轮产业革命蓄势待发，我国是实现新一轮产业革命的理想场所。总体而言，经济结构将朝着有利于减缓生态环境压力的方向转变。

消费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将日渐增大。据全球生态足迹网络（GFN）核算，我国人均生态足迹由 2000 年的 1.95 全球公顷上升到 2014 年的 3.71 全球公顷。

尽管仍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却是 2014 年我国人均生态承载力的 1.87 倍。而且，GFN 核算显示，大多数发达国家人均生态足迹在至少超过 5.0 全球公顷以后，才进入相对缓慢的增长或稳定阶段。

如果未来我国生态足迹的演变符合这一规律，那么随着收入的提高，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生态赤字问题。

国际贸易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不容忽视。2013 年以来，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巨额贸易顺差的背后，隐藏着大量环境污染物、生态产品和服务的净输出。到 2030 年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可能增加一倍，隐藏的生态产品和服务的进出口也将持续增长。

一方面，随着出口结构向价值链上游转移，预计我国出口产品中高生态影响产品的比例将减小。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生态保护政策从紧和居民消费的增长，我国对进口国外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依赖性将有所增加，也将面临愈发严重的绿色贸易壁垒。

科技因素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有望加快我国产业绿色转型。新科技革命在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的同时，将形成若干新兴产业，实现对传统产业的替代，使未来产业发展呈现去物质化的特征，单位价值创造的生态环境影响将大幅下降。

历史遗留问题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的演变还受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如大量的矿产尾矿、累积的重金属和化学品污染、一些难以逆转的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

这些历史遗留问题通过长时间累积，带来的生态环境风险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陆续爆发，推迟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拐点的到来。

气候变化

我国生态环境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极为敏感。未来我国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可能增加，降水分布不均现象更加明显，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

如此强烈的气候变化将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较大影响，使生态系统的格局、质量和服务功能发生变化，并加大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风险。

公众意识

一项调查显示，我国青年群体的环境意识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群体。但青年群体对于自身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的认识相对欠缺，为环保付费的意识还较为淡薄。

因此，未来我国公众生态环境意识的提升，更多体现在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诉求上，但离真正环境意识的觉醒，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还有较大差距。

制度和政策因素

制度和政策因素对生态环境变化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决定着我国以多快的速度跨越生态环境质量拐点。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生态文明四梁八柱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将倒逼生产方式转型和生产技术进步，而新能源技术、绿色化生产方式将有望加快扭转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促进我国提前跨越生态环境质量拐点。

工程技术因素

自2000年以来相继实施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等重大生态工程在改善我国生态系统质量、提升服务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

“十三五”期间，我国将扩大退耕还林还草，加强草原保护；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这些重大生态工程的实施，将有助于我国生态质量的进一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