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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政府咨询公司三方激辩: “中国式PPP”走向何方?

来源:江南娱乐尤文图斯入口 网
时间:2018-12-06 09: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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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政府咨询公司三方激辩: “中国式PPP”走向何方?2018年,对于中国环保企业来说可谓“流年不利”。从5月的“东方园林发债事件”开始,环保企业的资金链危机逐渐爆发,影响迅速波及

2018年,对于中国环保企业来说可谓“流年不利”。

从5月的“东方园林发债事件”开始,环保企业的资金链危机逐渐爆发,影响迅速波及整个行业。尽管政策层不断喊话,但直到年底,还是有不少企业仍然深陷资金链泥潭中无法自拔,不得不断臂求生。

为何到了如今这步田地?有的企业把原因归咎到了PPP清理整顿。他们认为,正是因为去年11月财政部发布的《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业内称“92号文”),导致PPP不规范项目大规模清理出库,有的省份开始叫停PPP项目,才使得很多环保PPP的中标大户陷入财务困境。

12月1日,由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举办的2018中国环境上市公司峰会在广东肇庆举行,这是一年一度的环保行业盛会。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首创股份总经理杨斌、威立雅中国区副总裁黄晓军……这些行业大佬们聚到一起,其中的议题之一就是“PPP困惑与制度探讨”。

“中国式PPP”到底对不对?过去一年,PPP“刮骨疗毒”取得了什么成效?未来,“新PPP时代”究竟走向何方?在这场激辩之后,答案或许已经浮出水面。

“教会了学生,老师就失业了”

民营企业对于PPP的怨言已经是老生常谈,令人没想到的是,几乎没怎么参与的外资企业对PPP也有很多不满。

苏伊士新创建执行副总裁孙明华表示,PPP最早是从英法等国开始推行的,所以苏伊士、威立雅等外企早期对中国PPP的推广做了不少贡献。苏伊士很早就在澳门以PPP的形式做了供水特许经营,威立雅也在成都做了中国的第一个PPP项目——成都水六厂项目,这些项目后来都成了住建部、发改委等组织学习、参观的典范。

“2013年,当发改委、财政部两大部委力推PPP之时,我们的老外非常兴奋,他们觉得这是自己的强项,因此都‘摩拳擦掌’地准备大干一场。”孙明华说,“不过,在参与了两个PPP项目的竞标之后,老外突然发现有些不对劲,因为与他们所想象的PPP有很大不同。”

再后来,市场又进来了一批竞争者,很多建筑企业都成立了环保公司,大举进军PPP项目。“我们就更傻了,因此,在这一轮的PPP大潮中,外企基本上没有参与其中。”孙明华说。

威立雅中国区副总裁黄晓军也表示,“中国式PPP”跟他们理解的PPP有很大差别,不是他们熟悉的业务,所以他们决定还是“以看为主”。

“PPP中的三个‘P’,第一个‘P’是指政府,第二个‘P’强调的是专业性,第三个‘P’则是指合作伙伴,这就意味着大家要有同等的市场地位、同等的收益权和同等的风险责任。”黄晓军说,“假如离开了第二个专业性的‘P’和第三个合作伙伴关系的‘P’,这个PPP可能是我们比较难以理解的。”

他表示,一个PPP合同,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是明确的价格机制、回报机制,也就是“物有所值”;二是要有非常明晰的服务边界,以法律来保障。

对于黄晓军的观点,孙明华也表示认同。她表示,很多人问她为什么不做PPP?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是这些PPP项目回报太低,他们接触的最高只有7%,根本达不到他们的投资要求;二是风险太大,除了项目本身的风险,政府的支付能力和支付信用也存在疑问。

“基于以上两点,我们这些年没有参与任何的PPP项目。前几天我们发布了一个新闻公报,说苏伊士参与了武汉的一个PPP项目,但那也是跟着其他企业一起做的,而且我们只占投资的0.1%。”孙明华说。

“用一句笑话来形容,在PPP这件事上,老师教会了学生,然后老师就失业了。”孙明华表示,“希望在‘新PPP时代’,在两大部委的政策整改之后,有了明确的政策和方向之下,也能给我们外资企业参与PPP的机会。”

“英国的情况跟我们不一样”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轮PPP大潮中,咨询公司或许是最受益的人之一。以大岳咨询为例,总计参加了一万多个PPP项目的咨询,PPP项目合同总额度达到了上万亿,大岳咨询董事长金永祥也因此成为闻名全国的PPP专家。

谈起“中国式PPP”的得失,金永祥首先表示,企业都在强调PPP踩刹车带来的风险和损失,但没有人提到过去几年因为PPP自己“得到了什么”。实际上,过去5年,正是因为PPP的大力推广,才使得很多企业收获了大量新业务,实现了规模的增长。

“英国大使馆到我们公司来搞调研,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英国跟我们情况不一样。你们法制健全,有契约精神,做项目主要是专家主导。而我们的项目长官意志起很大作用,项目决策时不光要就项目论项目,还要看这个项目对整个城市的未来发展会怎样。”金永祥说。

因此,在金永祥看来,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的PPP一定是“中国式PPP”。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金永祥做项目时还曾经用卡车来拉过文件,那都是国情决定的。

“尽管我们的PPP有很多缺点,但它有一个优点就是量大。正是因为量大,所以这一次‘中枪’和‘躺枪’的企业才会特别多。也正是因为量大,才意味着中国的PPP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融资模式了,而是变成了一项经济政策。现在所有传统上应该由政府、财政投资的那些项目,在开始建设时都要想一想,要不要采用PPP模式。”金永祥说,“我们不要拿中国的PPP和国外的比,而是要拿PPP跟其他经济政策比,如平台融资、政府购买服务、专项债、土地财政等。这样一比,PPP还是中国当下最好的一种选择。”

其次,PPP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环保企业,推动了中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同时也解决了中国的环境问题。从这一点讲,每个人其实都是PPP的受益者。

此外,PPP也给整个国家带来了一些改变,使得地方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了,通过竞争让环保产业的效率大大提高了,实现了规模化和专业化。

“过去,我们每个城市都有一个自己的污水处理厂,管理效率也比较低下。”金永祥说,“现在,像北控这样的大企业已经达到了3千万吨的处理规模,这就意味着可以制定一个更好的制度体系去管控,还可以到北欧去买技术。无论在技术上还是管理上,水平都可以有很大提高。”

最后,PPP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

“我跟财政系统打交道这么多年,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们总也搞不清楚地方到底有多少债务,每年都要搞几次调查。现在PPP推行后,地方的建设项目全都公开了,公开就意味着中央政府监管的时候更加容易了。因此,PPP也使得我们国家在治理现代化方面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金永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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