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孟清：推进污水垃圾处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任务之一

乡村建设是当下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之后，乡村建设更是备受重视。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特色小镇建设、精准扶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性任务一波接一波；加强村两委建设、选派村第一书记、新农合建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1992年）、取消农业税（2006年）、财政转移、资本下乡、知识下乡、农村工业园（产业园）建设、农业产业园建设等举措力度空前；示范村，诸如旅游村、地产村、大农业村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尽显乡村建设的紧迫性。

1.乡村建设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我们的乡村究竟有什么问题，原因何在，我们又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乡村呢？这些是讨论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时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中国乡村延续上千年，是粮食、人力、生态和中国传统文化（乡土文化）等资源的涵养地，曾长期是中国的主流社会，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好与不好，但中国乡村成为自我繁衍的牺牲品，长期存在固步自封、小农经济、土地羁绊、“贫、弱、愚、私”及其因果循环等现象；当前，存在乡村集体和人均收入偏低、创收渠道较少、收入存在不稳定风险、消费能力不足和城乡差距较大等问题。

不仅要看到乡村问题，更要看到导致乡村问题的因，这个因便存在于乡村人及其社会中。千年乡村自有其理性——与生俱来的思维和行为，其中的一些理性是与工业现代化和都市文明相冲突的，相冲突导致和增大传统与现代的张力，这种张力撕扯乡村，暴露出乡村一些与现代文明不相容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解决不相容的问题不等于全盘否定相冲突的理性，而是扬弃那些相冲突的理性。乡村是村民的社会，归根结蒂，乡村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要改造乡村人及其社会。

（1）内外有别：向内用力，向外观望，公民意识淡薄。

村民打出生便有“修齐治平”情怀。这个“修齐治平”不仅仅是村民的人生使命，也是村民的人生向上次序：先修身后齐家，再治国和平天下。绝大多数村民终其一生，若能做到修身齐家便算不辱使命，断难跃升到治国平天下的台阶，久而久之，便自觉地认同了“个人（天地之人）”“家人（家庭之人）”身份而淡化了“公民（公家之人）”身份，把个人和家庭视作本分之内，把国和天下视作本分之外，形成一种内外有别的理性——向内用力和向外观望。

向内精心呵护，承担“个人”“家人”责任和义务，营造以自己为中心的基于伦理情谊的差序圈子和家庭小天下，保障身家性命无忧和个人悠游自得。向外漫不经心，甘做看客和见风使舵，虽满嘴国天下，却忽视国家赋予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几乎无视平天下的责任和义务，言而不行。这种向外观望是公民意识淡薄的体现，具体表现形式是国家观念淡薄、公共观念淡薄、法治观念淡薄、参与政治意识低下和组织纪律性差——这是中国乡村的第一短处。

（2）委曲求全：置身自然，安心恬荡，革新精神淡薄。

村民惯于采用笼统、模糊、中庸、推己及人的思维去认识人、事和物，欠缺科学思维能力，尤其欠缺定量分析能力，加上缺少系统教育和科学知识，对人、事和物的认识往往也是笼统、模糊和折中的——这是中国乡村的第二短处，遇到精于分析的人和需要精准分析的事便不堪一击，甚至受控于自生自灭的自然之物。认识到自身力量弱小，又出于保障身家性命无忧和个人悠游自得，于是便以“天意”自慰，把顺从天地自然和家庭的意志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形成委曲求全的理性——置身自然，安心恬荡。

村民“置身自然，安心恬荡”，是一种依靠自然和顺应自然的求生、自守和保全之策，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艰辛和无聊，是弱者的意欲控制和自我麻醉之术，是认命似的安于现状而缺少革新和改天换地的精神的体现，是一幅好山好水好寂寥场景，而非“寄情山水，物我两忘”，如告老还乡般怡情悦性。这种委曲求全让人觉得村民弱、懒、散、愚、蛮、苟活、和稀泥、逆来顺受、自我麻醉和是非不分。但在耕读传家和人生向上激励下，乡村不仅是生态自然的涵养地，也成为人力资源的涵养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比比皆是。出奇的是，这种无奈的“置身自然，安心恬荡”成就中国乡村特色和人与自然有序和谐相处的乡土文化，尽管与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格格不入，却仍然延续不断，令人心往。

（3）助人达己：重义轻利，不逐小利，利他能力不足。

中国伦理精神鼓励克己为人和知恩图报，通过约束自己思维和行为而利人，回报他人的恩惠，补偿他人的损失，鞭策损人行为，以至助人达己是中国人的一种理性，最一般的表现是中国人重义轻利。重义则要求人对外界该当尽什么义务，轻利则不准人表达自己有什么权利，“权利是对方给的，不是自己主张的；义务是自己认识的，不是对方课给的（梁簌溟《乡村建设理论》第162页，2017年北京第2次印刷）”，是一种错位的义务与权利观（义利观）。

中国人的这种义利观与西方人的义利观完全相反。西方人的义务是外界（法律）强给的，是必须承担的，西方人也接受外界课给自己的义务；中国人的义务是自愿的，因而不是必须承担的。西方人的权利是自己要求的，外界必须赋给；西方人主张、追求和捍卫自己的权利，誓死也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中国人的权利是外界给予的，并非一定能够得到。但中国人不自己主张权利并不代表中国人内心不希求权利，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便可窥见一二，只是碍于伦理精神，刻意隐晦权利要求罢了——这是中国乡村的第三短处。

此外，不逐小利也是中国乡村义利观的一种典型表现。小利不屑，大利不得，致使乡村贫而又贫，“贫、愚、弱、私”因果相循，利他能力不足，后果是打击助人达己的积极性、主动性、计划性和自觉性。大利不得的主要原因是3缺：缺资金、缺科学技术和缺市场开拓能力。

（4）乡土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殊死拼搏勇气缺乏。

经百年变化和“一化三改（1956年）”（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为他人而存在”的程度有所降低，但中国乡村仍不失为“伦理本位”，主要靠“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情谊维系。社会方面，以“家”为重，依据亲疏厚薄形成差序圈子。经济方面，家庭成员共财，圈子成员彼此顾恤，互相负责，形成土地保障辅以圈子相保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保障的传统模式，这是一种可靠性差且阻碍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的保障模式——这是中国乡村的第四短处。政治方面，中国乡村的国家观念一直淡薄，在尊重伦理关系的同时促进政治进步是乡村建设的一大课题：政治组织与伦理关系如何相处，政治目的与维持伦理关系稳定如何相融。

中国乡村的家庭拥有各自的生产资料，可以自行其生产，全家大小共同努力和相依为命，或务农，或做些手工业，或从商等，小农、小工、小商各为生业，形成“职业分立”的乡村职业形态。这种职业分立形态与伦理本位交互为用，职业分立源自伦理关系，又强固伦理关系。详见梁簌溟先生在《乡村建设理论》第28—36页论述。职业分立不适应规模化生产，且被规模化生产严重冲击，如手工业消失殆尽，小农业举步维艰，村民宁愿外出打工，较少从事小农小工小商。即使如此，乡村职业分立仍然是村民生计的一种保障，一旦遇阻，村民便可以退回乡村再为生业，导致村民没有背水一战、殊死拼搏的理性——这是中国乡村的第五短处。

以上列举了内外有别、委曲求全、助人达己和乡土社会几种理性，这些理性不能用好与不好或落后与先进来形容，但这些理性含有与现代化不相容的东西，如上述的公民意识淡薄、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欠缺、向外观望（看客心态、见风使舵心态）、革新精神淡薄、隐晦权利要求、利他能力不足、殊死拼搏勇气缺少和乡村传统保障模式不足等，需要在乡村建设中逐一解决，以发展乡村经济，塑造村民知礼守法、崇善向上的公民精神，培育村民的自觉能动性，打造村民的向上人生，建设美丽美丽、有序、和谐、温馨、富饶、活力乡村（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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