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垃圾分类”政策，为新时尚贡献浙江经验

上海市尝试推行的强制垃圾分类政策毫无疑问是我国垃圾治理的里程碑，然而实施过程中举步维艰也使其备受社会各界的不断质疑。垃圾为什么要分类?上海模式的可推广性如何?我国在政策推进过程中是否一定要沿着发达国家的足迹?要回答这些问题，本文认为有必要对垃圾分类工作进行正本溯源式的探讨。

一、为什么要垃圾分类?

首先要明确:垃圾分类是一个链条，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并且，垃圾能否减量关键取决于后端的资源化利用。最近各大媒体和公众热议的“垃圾分类”实际上只是这个链条的最前端，当然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环。然而，源头分类本身不可能使垃圾减量化，它的作用是为了后端各个环节能够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地实现。一方面，分类良好的垃圾能够避免各种垃圾之间的相互污染，尤其是易腐垃圾对可回收垃圾的污染，减少后端处置成本；另一方面，源头分类好的垃圾经过分类运输到达不同的处置后端，进行分类处置，大大提高了后端处置的效率，也降低了成本。可以说，源头分类本质上是服务于后端的，也决定着后端处置的绩效，换言之，“后端没有出口的垃圾分类是摆样子。”因此，垃圾分类的四个环节应是一个“前后端匹配”的系统工程，即前端分成几个桶就意味着后端有几条处置路径，或者说源头分类标准应与后续处理方式一致。在后端尚未形成充分有效的处置能力的情况下，盲目追求日益精细的源头分类必然徒劳无功。

其次要说明:备受推崇的垃圾分类的日本模式近年来也因“出口”问题而改变，再次印证了后端决定前端、垃圾处置的四个环节应该“前后匹配”的原则。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于2019年4月的《2016-2018年全球废塑料贸易数据分析和中国“洋垃圾”禁令离岸影响》以及全球环境战略研究(IGES)2018年10月发布的政策报告《关于加强日本国内措施和稳定废塑料回收区域合作的建议─对中国禁止进口废塑料的回应》等系列报告指出:2018年，全球废塑料出口总量(主要来自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因中国禁止进口混合可回收塑料而比2016年下跌了约一半，那些经过源头精细分类的垃圾因无处可去而不得不被送到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厂，或储存以求其他出路，甚至非法出口。国内多家媒体也反复报道过发达国家分类好的垃圾滞留码头，堆积如山。这再次证明没有“出口”的垃圾分类完全是无用功。

二、垃圾分类模式应该全国统一吗?

国人只要谈起垃圾分类，就常常以日本和德国为榜样，其实，成功案例远不止此，如巴西的垃圾分类就堪称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巴西政府针对本国的现状(即老百姓的垃圾分类意识不高)，并没有对民众提出很复杂的要求，而是仅仅要求城市居民把垃圾分成有机垃圾和包装物垃圾(又称“干”和“湿”两种垃圾)，政府部门负责统一处理价值较低的“湿”垃圾，将其直接送到填埋场用于堆肥；“干”垃圾因为效益高而交给拾荒者合作社(再生资源利用协会)，由他们负责分类和收集。1992年利乐包装、百事可乐、可口可乐等28家私营企业在巴西发起成立了“包装再生利用促进协会”(即CEMPR，音译为“塞普利”)。这是一个非营利的环保组织，主要工作包括组织城市拾荒者成立“合作社”并给合作社提供经费等支持、组织企业对拾荒者进行垃圾分类的培训、协调政府对合作社提供土地等方面的支持以及向市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等。巴西模式不仅解决了约50万人的就业问题，而且拾荒者的人均月收入也达到约270美元，是巴西最低收入标准的两倍，大大降低了政府的财政投入。据巴西有关行业协会统计，2004年巴西回收铝易拉罐90亿个，回收率达到96%，高居世界第一，其他如钢易拉罐88%、纸箱79%、玻璃47%、PET饮料瓶48%等等，均居世界前列。

巴西案例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应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地制定分类政策，其绩效甚至会远高于发达国家。我国地域辽阔，中西部、南北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文化差异巨大，苛求统一的分类模式显然不切实际，应鼓励各个地区自主创新，探索适合本地居民、能够大大提高垃圾资源化利用率的模式。

三、我们一定要沿着发达国家的轨迹吗?

近段时间，借鉴日本模式的上海市强制垃圾分类政策让日本的垃圾分类方式在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很多地区的分类政策又或多或少地借鉴和模仿上海模式。然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我们还需照搬日本起始于40年前的垃圾分类模式吗?本文认为，答案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