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宋延光，那个从“宋校长”到总工的东风开拓者

在此，我们特意刊发其口述访谈录完整版，以此纪念

作者 ｜ 葛帮宁

编辑 ｜ Jane

出品 ｜ 帮宁工作室（gbngzs）

又是一场告别。

2022年7月3日上午8时，东风公司原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神龙公司原副董事长宋延光的告别仪式在武汉玉笋山殡仪馆（武汉市蔡甸区玉贤镇）举行。东风公司有关负责人、部分老领导、职能部门及下属单位相关负责人，其生前工作过的单位领导、同事和亲朋好友等参加了告别仪式。

两天前，7月1日12时10分，他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81岁。从东风汽车人熟知的“宋校长”到总工程师，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得知其去世消息后，曾在东风公司工作过的老领导纷纷表达缅怀之情。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苗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陈清泰和楼叙真夫妇，中国贸促会原副会长马跃和胡绍梅夫妇，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徐平等敬献了花圈。

东风公司老领导也对宋延光的离开表示痛惜。“始终不敢相信他突然离世，直到接到正式通知……我们共事多年，他的儒雅谦和，他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高明祥说。

孙宏俊写道：“痛悉宋总离世，心情沉重。多少年的共事，毕生难忘。愿他一生走好！”而在叶惠成印象中，“宋总做事认真，心地善良，为人谦和”……

宋延光的童年颠沛流离。1941年，他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黄县，3岁随父亲逃荒到哈尔滨，10岁时母亲去世，从小就体味生活的艰辛。

1960年，他参加高考，因中苏关系恶化而错失留苏预备生机遇，又因眼里视网膜上的小黑点而与飞行员失之交臂。当时他填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却阴差阳错地被清华大学农业机械系录取。

1967年，宋延光随同校28人被分配到二汽（东风公司前身）。作为二汽技术队伍，他们先被派到一汽实习一年多，于1970年进山，从传动箱厂分动箱车间技术员干起。

在发动机厂技术科任职期间，宋延光被抽调出来筹建发动机厂高中分部。孩子们高中毕业后，1979年，他调任产品设计科。二汽技术中心成立后，1983年，宋延光调任技术中心产品设计实验室副主任。

1984年12月，宋延光调任二汽副总工程师。1985年6月，担任总工程师，进入以陈清泰为厂长、马跃为党委书记的二汽领导班子。按照分工，他负责小车，同时分管技术中心、科技口、开发口、规划投资口和外事口。期间，他为二汽建设，尤其是二汽七五科技发展规划做出重要贡献。

二汽为上轿车项目可谓殚精竭虑。从1986年9月向国务院呈送关于开展普通型轿车前期工作的报告，提出“争取七五后期立项，八五期间实施建设，九五期间出车”那个扣人心弦的日子算起，二汽一直在发展轿车道路上奔跑。期间“起个大早，赶了晚集”所滋生出的种种起落变故，宋延光都是重要见证者和亲历者之一。

1991年10月，宋延光担任东风公司第一家合资企业——神龙公司副董事长。1991年2月，担任东风公司总工程师，当年11月，担任东风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1997年7月，担任东风公司总工程师兼规划发展部部长，主持制定东风公司科技发展规划。2000年8月，担任神龙公司副董事长，至2003年8月退休。

宋延光为人谦和，但极其低调，退休后几乎没有接受过外界采访。2017年初，我向他提出口述历史访谈申请，被婉拒。后几经沟通，他才应允。

我希望他能廓清外界对二汽轿车项目的一些疑惑：曾被寄予厚望的与福特汽车合资30万辆轻型车项目，最终为何被风吹雨打去？1987年时任大众汽车集团董事长的哈恩博士第一次访问一汽前，是否曾派代表找过二汽，并希望与之建立合作关系？二汽从1987年开始与法国雪铁龙公司接触，至1992年5月神龙公司成立，期间5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曲折与磨难？

访谈分两次在武汉沌口长江大酒店里进行，时间分别是2017年4月8日和2017年6月30日。时年76岁的宋延光高而瘦，腰板挺直，要仰视才能和他对话。回忆往昔，他说，轿车这块是他投入精力最大，但也是最受伤的一个项目。“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最后还是把这事做成了，为二汽开辟了新天地”。

我们最后一次联系是在今年5月12日，我发微信问他身体状态如何？他回复道，“年龄大了，难免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谢谢关心。祝您一切安好。”未曾想，一个多月后，他就离开了我们。

在此，帮宁工作室特意刊发其口述访谈录完整版，部分访谈录收录于《东风》文集中（中国工人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以此纪念，也以此向为中国汽车工业做出贡献的老一代汽车人告别。

▍求学清华大学

1941年，我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黄县，离龙口较近。按现在时髦词讲，父亲那辈人就是农民工进城。黄县属于农村，山东不是有逃荒的说法吗？逃荒就是往东北逃，还有往南韩和韩国逃。

我3岁随父亲到哈尔滨。印象中，父亲在工厂打工，做过水泥瓦工，当时我太小，没听他讲太多。母亲生了我们三兄弟，祖母生病时，母亲怀着孕回山东去照看她，在老家生孩子时去世。

我小学和中学都在哈尔滨念。当时生活困难，吃穿住都成问题。有时回想起来，只要不饿着，就感到满足。饿了吃什么？一个大饼子，就着咸菜吃，再喝点水就行了。

1960年参加高考，有个小插曲，也是后来听别人讲的。高中毕业时，本来有机会作为留苏预备生，将来到苏联留学，后来因中苏关系恶化而取消。 另一个机会是，为培养飞行员，空军部队到学校来招生。休检时，其他项我都过关了，临走前做复查，部队军官说，我眼里视网膜有个小黑点，像小米粒那么大。这样空军也没去成。

这两件事影响了我参加高考。学校告诉我，你报个大学志愿吧。我在哈尔滨六中上学，这是黑龙江省重点中学，离机场较近，平时经常能看到飞机起落升降。找资料一查，哈尔滨工业大学有航空工程系。我就跟老师说，想报这个系。他说，可以，你愿意报什么就报什么。 报完志愿后参加考试，其他同学都回家等通知，我也回到伊春等。很奇怪，好多同学都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但我一直没接到。我跟父亲讲，可能没考上。

又等了一段时间，具体日子记不清了，反正比较晚才接到录取通知书，被清华大学农业机械系录取。我很奇怪，但不清楚怎么回事。 后来知道，为响应毛泽东主席提出“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号召，1960年从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分出来，新成立农业机械系。这个系实际就我们这一届学生，后来系撤销，我们又回到动力机械系，但档案上仍为农业机械系。

▲1978年1月18日，李岚清（右四）与发动机厂学校教师座谈。图右三为宋延光

从我们这一届开始，清华大学改为6年学制。动力机械系和农业机械系在一栋教学楼里合署办公，从动力机械系调来李辑祥担任系主任，动力机械系主任是庄前鼎。1962年7月庄去世，李又兼任动力机械系主任。 动力机械系设有汽车、锅炉、燃气轮和热功率仪表四个专业。农业机械系就一个专业。算上调干班，共8个班。所谓调干班，就是参加工作后，再回到学校进行培养的干部和各岗位骨干。

再后来，清华大学又在动力系成立汽车拖拉机专业，课程是轮式拖拉机和履带拖拉机。跟汽车相比，前者速度低，其他如发动机和传感器系统都差不多。

清华大学改成6年制，是蒋南翔校长做出的决定，原因是要加强基础课教育和外语教育。我们第一外语是俄语，后经过统考，又开设第二外语英语。我俄语学得还不错，哈尔滨学俄语条件好，有很多俄国人在这里住，但后来都扔了，非常可惜。

体育也抓得很紧。一个体育代表队，一个文艺社团，同学们都集中住。我们一进校就参加劳动。大四后，我被抽调参加学生会工作，开始半脱产学习。一般来说，这要延长一年毕业。但我基本能跟着原班一起上课，没落下什么课程。

1965年做毕业设计，我到洛阳拖拉机厂实习了一段时间。回来后，被派下乡搞了半年“四清”，1966年回到学校。 毕业前学校征求我意见，愿不愿意留校读研究生？我拒绝了。那时候都想做事，国家培养这么多年，应该为国家做贡献，都是这种心态。但因为文化大革命，清华大学延后一年毕业，因此，我们到1967年才毕业。

留校这一年做什么？搞教改。文革后，毕业班也分派，有人参加，有人不参加。但高班不像低班色彩那样浓，斗争那么狠。教改得自己找地方，对教育体制、课程设置和专业设置等进行评估，提出建议。

我们班部分同学自发组织到南苑拖拉机大修厂（现在的南苑机场）参加劳动，这是当年北京市市长彭真为支援农业而修建的修理厂。我们一边和工人师傅交流，一边研究课程设置。 后来工厂开始武斗，我们回学校参加毕业分配，有28人被分配去二汽。

 ▍投入二汽建设

二汽是三线建设，在十堰造军用越野车，用来拉人拉炮，产品称为25Y（两吨半越野车）、35Y（三吨半越野车）。去二汽政审很严，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都要符合要求。我是工人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没什么问题。

报到的过程有些曲折。毕业分配后，我们留在学校等二汽接收，学校开始武斗。宿舍里住不下，还没离开的同学就拿着行李卷，集体搬到位于西大操场的大礼堂住。这样住确实不方便，十几天后，我们跟机械部汽车局打电话反映情况，请他们解决问题。汽车局也基本不上班，腾出部分办公室让我们住。

我们挺高兴，总算能离开这个漩涡了。办公室里住不下，又找了一个较大的房间，条件比学校稍强，中间用资料柜和隔帘一挡，男女同学各住一边。白天我们帮着做些劳动，剩下的时间自己安排学习。

老住在汽车局也不是办法。1968年上半年，上面通知我们去长春报到，当时二汽产品在一汽开发，二汽技术人员大都在一汽实习。到长春后，我们住单身宿舍，条件就更好些，起码有地方吃住，而且还有地方干活。

按照规定，毕业生必须要劳动一年。我先被安排到越野车传动箱厂（相当于变速箱厂）分动箱车间劳动，全名叫传动三箱组。半年后，被抽调去搞工业设计，工作地点不变。车间有办公室，有工艺设计，也有工装设计，我就和老工人一起组织设计。期间还参与了部分产品试制，主要是给越野车配套，后来基本可以独挡一面。

1970年，按照湖北省要求，二汽在长春的技术队伍全部转移到十堰。我们从长春坐火车到丹江口，然后坐船到邓湾，再坐大卡车到二汽。当时根本就没路，大卡车一开起来尘土飞扬，下车时满脸都是厚厚的灰尘。

条件非常艰苦。当地农民不会种菜，也不会养猪，我们偶尔分点猪肉吃。住的是芦席棚，半夜能听到狼叫，甚至有时狼还到车间里光顾。我们基本是集体行动，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一起住。

到二汽后立即投入建设，或者搞技术，或者参加劳动。这时陆续有人进山，二汽开始搞土建，挖地基、树柱子、盖厂房，用干打垒方式。

工厂里还没路，像个大工地，一下雨都是泥泞。北方人到南方最大的不习惯就是气候，北方干冷，南方湿冷，晚上被褥都是湿的。尤其是冬天，室内室外一样冷，有时室内甚至比室外还冷。

我被分到传动箱厂分动箱车间当技术员，也叫工艺员，配合土建施工搞工艺技术。比如这个车间的平面布置和设备如何摆：哪里需要压缩空气；哪里需要供水；机床在什么位置；房子怎么盖等。这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

工作内容之二是参加产品试制。产品没有完全定型，还有些工装试制。设备到厂后进行安装调试，要打通生产线。工作一段时间后，二汽进行体制改革，传动箱厂被组合到发动机厂。

概括起来，现场主要围绕土建、产品试制、工装制造和设备安装展开。设备制造立足自力更生，当时没有外汇，不能到国外买，而且受国外封锁，买也买不到。就动员全国力量，采用“聚宝”方式支援二汽建设。

有些专为二汽设计的新技术和新设备，需要我们去机床厂进行工艺交底，参与设计方案讨论，比如要加工什么零件，有什么具体要求，这样设计行不行等。我们主要做配合，提要求，具体设计是机床厂。一些设备厂因此提升了技术，赢得发展机遇。

设备进厂后，开始安装调试，打通生产线投入生产。先小批量，后大量生产。两吨半越野车（25Y）有质量缺陷，有些是设计遗留问题，比如设计中某个阶段没做到位；有些是工艺设计遗留问题，比如用什么办法把它加工出来，方案中有不足之处。 设备本身也有问题。按照二汽建设指挥部要求，在设备质量还没完全稳定时就“带病进山”，造成设备不稳定，精度不够。

种种问题反映到产品上，两吨半越野车做出来就是“远看摇头摆尾，近看呲牙咧嘴，停下来漏油漏水”。打仗需要高质量产品，因此二汽花大力气搞产品攻关、工艺攻关、材料攻关和设备攻关。一直到1975年6月，两吨半越野车才最终定型。

对厂房建设出现的问题，土建返修时花了不少时间。后来我们就总结，不管欠多少帐，到最后都要还。做事就是这样，不能欠帐。所谓不欠帐，就是老老实实按照要求，按照标准，一步步做到位，做出合格产品来。